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通胀压力加大等大背景下，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将如何为明年的经济工作定调？尤其是在财政、货币等政策方面会有什么调整？会议如何体现对“十二五”规划的安排？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美国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国内经济通胀压力加大等大背景下召开会议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备受关注。你认为应如何分析这一复杂环境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影响？在应对这一局面时，经济工作会如何定调？在财政、货币等政策方面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吗？
刘尚希：从当前全球经济来看，有两种并存、但相反的趋势，一是西方发达经济体面临着经济紧缩的趋向；二是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国家，都存在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物价上行趋势。尽管其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短期内这两种趋势都不会改变。
世界经济的这两种趋势，对我国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趋弱。尽管今年国际贸易总体不错，出口增长比预想的好。但随着发达经济体紧缩趋势愈益显形，对我国这样一个外贸依存度已经相当高的国家来说，短期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可能熄火，意味着２０１１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２０１０年。二是物价上涨不是我国独有，新兴经济体都存在，表明与美元流动性泛滥有紧密联系。
因此，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充分考虑上述两层含义中的不确定性影响，采取防范措施：一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扩张，但也不宜紧缩，尤其是货币政策，不能因为物价而步步紧缩。二是对物价上涨的理解不能偏执地认为就是因为货币多了，对其中的社会心理预期以及内外游资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中国经济时报：明年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你认为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应如何体现这一安排？
刘尚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长与物价问题，还要考虑如何使未来五年规划的实施起好步，开好头，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构调整，不能因为保增长、控物价而把结构调整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兼顾上述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期望保持在７％—９％即可，不宜偏高；对物价上涨的期望保持在３％—５％较好，不宜追求低于３％的物价上涨率。
我国物价上涨中的外部因素影响越来越大，一是输入性因素，如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二是国际游资的隐性进入，不仅是房地产、金融产品，而且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也成为国际游资的追逐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制定过低的物价上涨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靠货币政策的紧缩也难以收到效果。
中国经济时报：“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确定了未来五年的主题和主线，并明确提出民生是发展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年的经济工作中应如何贯彻这一精神？
刘尚希：民生是发展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未来五年以及之后都不应改变。更好地保障和不断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那么，民生的载体是什么？其实就是“消费状态”。这有三层涵义：一是消费水平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提升，二是消费的平等性随着经济增长而日益明显；三是消费的安全性随着经济增长而显著提高。只谈消费水平的提升是远远不够的，扩大内需中的消费，更多是指一个“数量”概念，应避免仅仅满足于“消费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这样的指标。
消费包括居民私人消费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改善民生，需要从这两个方面同时下工夫。私人消费与收入分配有紧密关联，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是关键。公共消费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消费性投资和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是基本条件，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卫生防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方面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