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进行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财税体制的加速调整、改革，当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一柄利器。
　　然而，近期有关税改的一系列政策构想，却开始在公众中产生较强的逆反心理。比如正在征求意见的《车船税法》，拟为了节能减排而大幅提高车船税征收标准;房产税、物业税将提高公众房产保有环节的税负;环境税开征也已渐渐浮出水面……
　　有关中国人税负有多重的讨论此起彼伏，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长令人侧目，上述酝酿登场的新税更容易让民众产生疑问:政府不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吗？为什么还在持续增加税负，从老百姓兜里掏钱？
　　事实上，世界各国因为国情不同，税负高低各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以北欧国家为例，其税负在全球居高位，但其民众并不会因此而有很多抱怨。原因在于，在其税制结构中，直接税为主体，有利于国民收入分配调节;政府财政大比例通过公共支出的方式转移给民众，提供更加完善、均衡的公共服务，建立高福利国家。
　　问题的核心不在政府收了多少税，而在于税制结构是否合理，在于收上来的税是否真正公平、合理地用在了公众身上，用在以人为本、实现全民可持续健康发展上。
　　以此为标的，中国的财税体制显然有加速调整、改革的必要。
　　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中国现有税制重间接税、轻直接税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
　　1994年税制改革，中国确定的目标是实现间接税、直接税双头并重的税制格局。时至今日，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为主的间接税仍然占大头，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仍然偏低。
　　间接税与直接税相比较，前者主要产生于生产环节，更易于征收，但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较弱，后者主要产生于消费环节，对征管水平要求较高，但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则更显著。
　　同时，由于增值税环环紧扣的链条特征，更容易刺激地方政府尽最大可能拉长工业产业链，事实上刺激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大搞投资拉动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的一大病根所在。
　　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公众希望知道，各级地方政府收上来的税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实实在在用到了公众身上？用了多少？怎样具体分配的？哪些是有效的，哪些被浪费？用来大酱油的钱是否被拿去买了醋？??
　　现行财政体制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加之民众日益觉醒的纳税人意识，使得公众对政府财政收支的不信任感难以被真正消解，反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被越发强化，即便有益的改革都可能被误读而无法真正顺利实现。
　　因之，我们有必要对财政体制调整改革做整体的把握、清晰细致的路径设计。
　　其中的关键点应该是，从税制结构来看，必须要下决心真正扭转间接税独大的局面，切实在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降低间接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加大更具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直接税在税收中的比重。首当其冲的，个人所得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该尽快推进，而不是停留在小打小闹的起征点问题的纠缠上。
　　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则必须要加快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的转轨，使得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能够用在公众真正需要的地方，最合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的这番言论令人记忆犹新。
　　130年前，以财政制度创新为标志，美国政府革故鼎新，开始步入著名的“进步时代”。
　　而如果上述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得以真正实现，我们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中国的“进步时代”便将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