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的肆意泛滥正对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构成严重冲击，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重新祭出了资本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确实改变了流入资本的期限结构和资本构成，但未能阻止流入国货币的大幅升值。新兴市场国家应在G20框架内积极推动全球资本监管。
当前，全球资本的肆意泛滥正对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构成严重冲击，催生出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外汇储备激增，以及本币被动大幅升值等一系列消极后果。
统计表明，2010年全球新增资本净流入主要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亚洲、中东欧、拉美、非洲及中东五个地区，而亚洲又是其中的重灾区。仅今年4-10月间，流入新兴市场的1160亿美元新增私人资本中，约有920亿美元是以短期股票和债券投资形式进入。也就是说，将近有80%符合人们通常理解的“热钱”概念。
上世纪90年代，亚洲、拉美、东欧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都曾有过因外资先流入、再流出（即所谓的“剪羊毛”）从而引发货币危机的惨痛经历。鉴于此，在面对本轮汹涌流入的热钱时，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浓厚防范心理和积极应对姿态，纷纷重新祭出了资本控制措施。
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国家实行资本控制主要有四个目的：（1）降低资本流入规模，或改变资本构成以鼓励长期投资；（2）减轻名义和实际汇率波动程度，抑制由于资本流入推动的本币升值幅度；（3）保持货币主权以确保实施更独立的货币政策；（4）阻止金融危机爆发或任何金融不稳定的发生。
新兴经济体加强资本控制的实际效果如何呢？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曾经经历过三次严重的热钱流入冲击。就20世纪90年代和2006年两次冲击的经验来看，我们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对流入资本控制的效果远没有想象中那般理想。
其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最终未能阻止流入国货币的大幅升值。尽管对流入资本实行了各种严格的控制措施，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数年份，智利比索的实际有效汇率平均每年仍然升值4%，而巴西雷亚尔的实际有效汇率平均每年升值更达到5%。
其二，在“是否减少了资本净流入量”这个关键问题上，一些国外研究给出了肯定结论，而另一些研究则完全持否定态度。
但尽管如此，这些控制措施确实改变了流入资本的期限结构和资本构成。例如，1991年至1998年资本控制期间，流入智利的短期债务占总债务比例持续下降，而FDI的存量占比从34%提高到53%。同样，在哥伦比亚的全部私人外债中，中长期债务存量的占比从1993年的40%提高到1996年的70%。换言之，尽管资本还在不断流入，但随着各种控制措施的生效，以短期逐利为目的的热钱最终变成了相对稳定的中长期资本。就此意义上说，对热钱进行资本控制依然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预期目标，减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无疑是热钱攻击的重中之重，央行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外汇储备大幅增长1940亿美元，远超过一季度479亿美元、二季度811亿美元的增幅。其中，仅9月份一个月外汇储备就激增1005亿美元，创下今年以来最高单月增幅。这种异乎寻常的增长，显然无法简单用贸易盈余来解释。不仅如此，9月份中国外汇占款增加2896亿元，表明除外汇储备之外，还有大量新流入的外汇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对中国当前本已蓄势待发的CPI指数、资产泡沫，无异于火上浇油。
周小川行长不久前曾提出要建立一个“池子”，将流入热钱圈住，然后在适当时机再放热钱出去。关于这个池子，目前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猜测是楼市和股市，也有人相信是无息准备金。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首先，它不可能包含楼市和股市，因为这不符合对流入资本控制的初衷。从过去两次新兴市场国家应对热钱冲击的经验看，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是遵循控制数量和提高交易成本两条思路严格卡住热钱流入，而不是引导热钱投向本国资产，进一步去推升泡沫。事实上，多数国家采取的是相反的作法，即鼓励本国投资者走出去投资海外资产。
其次，无息准备金已被20世纪90年代巴西、智利的实践证明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值得中国效仿。但仅此还不够，要构建这个“池子”，还应积极引入其他成功经验，包括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规定流入资本最短停留期限，对外国投资者投资本国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的资本利得及利息收入征缴预扣税等。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看，当前治理热钱流入一个明显误区就是“各扫门前雪”。即便新兴市场国家真的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过是暂时现象。因为只要热钱的根子未被斩断，它总会阴魂不散，在新兴市场国家门前徘徊，伺机而动，令人防不胜防。
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应在G20框架内积极推动全球资本监管，特别是要求发达国家奉行更谨慎的货币政策，管好对冲基金、共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比照打击国内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投机力度，对这些机构的海外投资行为有所约束。这才是双管齐下和釜底抽薪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