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发展新阶段，在继续推进这“五化”的基础上，着力实现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显著标志。对此，应做深入研究。
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也形成了过于追求GDP增长的“物本”发展理念和体制惯性。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阶段。如果说在生存型阶段着重追求GDP指标具有合理性，那么，在发展型阶段就应更加重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
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提升“人”的内涵。马克思在谈及未来新社会的本质时深刻指出，它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促进“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进一步提升“人”的内涵：横向上扩到边——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纵向上贯到底——超越“当代人”思维，着眼于代际公平。
由“单向度需求之人”向“多向度需求之人”提升。如果说前30多年人的需求向度还比较简单的话，那么，在发展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因此，应更加重视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命和健康需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需要等；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物质成果，而且要共享文化成果、社会成果和政治成果。
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2000多年前的管子能提出这样的思想是很可贵的，但其出发点是称霸。与这种“人本工具论”思想不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真正站在人自身角度的“人本实质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在核心层面上必须树立人本实质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讲，这个问题尤为重要。
推动绿色发展。当前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绿色增长问题，而是一个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城市、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的完整的发展体系。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行动目标：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作出这样的承诺是负责任的——不但对中国负责任，而且对世界负责任；不但对当代负责任，而且对后代负责任。如何破解“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难题？第一，向科学技术要绿色发展。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研发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前沿绿色技术。这既是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需要，也是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举措。第二，向产业结构调整要绿色发展。在发达国家碳排放结构中，生产、生活、交通大体各占1/3。我国由于发展阶段原因，工业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0%左右。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途径。一是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注重发展低碳的第三产业；二是调整第二产业结构，瞄准耗能污染较重的产业，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第三，向政策法规要绿色发展。通过政府“有形之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引导和推动绿色发展，比如可以开征环境税。第四，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绿色发展，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无形之手”。市场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建立“环境产权制度”，给每个企业、每个人都安上环境产权的“马达”，使每个社会细胞都具有节能减排的内在动力。
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提升。我国虽然已是一个加工制造大国，却仍是一个创新小国，技术对外依赖度高，自主创新不足。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应把握三个方面：制高点在于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应创造支持创新的政策法制环境，构建战略性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平台。基础在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应改变企业创新资源薄弱的现状，真正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关键在于人力资源开发。应建立良好的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机制，注重通过技术入股、重奖原始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机制设计激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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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大协调：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结构特征 |
内外结构：由出口导向向消费主导、内外联动转型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无论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一些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扩大出口，还是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凸显了过于依赖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构建内需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一方面需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实现尽可能大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需要着力挖掘内需潜力，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产业结构：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占较高比重有客观原因，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短板。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2007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只有45％，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发达国家的这两个比重分别为60%—70%和43%左右。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切入点，高度重视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进产权多元化，在市场性整合中扩大企业规模，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发展。
区域结构：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型提升。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以“四大板块”即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为主要载体的，侧重于从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是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应继续推进。今后完善区域经济结构，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研究和谋划：第一，更多考虑各地区具体的发展定位、产业分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进一步理顺“四大区域板块”与“四个主体功能区”的关系。第二，这些战略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的是上世纪80—90年代以及本世纪前10年的区域发展现状，在本世纪20—30年代如何发展，需要有升级性的战略考虑。第三，这些战略主要是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基础的，还应在区域战略和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上下功夫。此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除了考虑生产力差异因素，还应重视空间布局因素和民族人文因素。以空间布局因素为例，“主体功能区”就是优化空间布局的一个新构思，它立足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开发潜力，在统筹考虑全国开发情况的前提下，明确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有利于发展空间布局相对均衡。
城乡结构：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型提升。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除了发展的问题，还有深刻的体制性问题。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突破口，宜选在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权利方面。为此，应改革创新相关体制，加快农民工身份转换。首先应考虑让技术型、稳定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然后再逐步扩大共享范围。下一步，在城镇化发展格局上可按“立体网络型”来展开，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