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跑不赢刘翔没关系，跑不赢CPI就会有麻烦。当擦一双皮鞋的价格从一块涨到五块时，物价上涨的压力，相信每个人都感同身受。这时锋利的物价指数，对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显得格外锋利而刺目。鉴于此，人们呼吁应尽快出台社会救助法，以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来救济那些抗风险能力最低的弱势人群。
　　可是，据知情人士透露，最近有关方面讨论社会救助法草案时，认为目前出台社会救助法尚不成熟，“有待进一步研讨”。这意味着救助法近期难以面世。据悉，社会救助法搁浅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部法律牵扯面广，要考虑国家财力是否能够承受。
　　换言之，是国家财力有限，眼下出台时间还不成熟。真是这样吗？首先我们知道，社会救助法的涵盖面确实比较广泛，牵涉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方方面面，但正因为它的救济面广，救济力度较为客观，受惠人群大，才更凸显了救济法出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果它能在当下物价凶猛的时候，摆脱平时那些繁冗的利益掣肘，减小阻力迅速出台，那么它将发挥的救济效用，无疑是最大化的。现在正是体现其制度尊严的最好时刻。财力有限经济吃紧的说法，在这里显得似是而非。就如前年金融危机时，有人认为加大社会保障会让经济吃不消一样，完全不堪一驳。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作用，应该且最应该体现在经济困难，物价飞涨、财力吃紧的时候，因为这时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钱就该花在这种刀刃上。反之，如果国家不差钱，家家户户不缺钱时，就更无这种兜底性的社会救济存在的必要了。
　　可见，社会救济法就应该在财力吃紧时出台。只有在危难关头首先保障了底层民生，让人们至少免于衣食住行的基本生存忧虑，才能激发社会成员最大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才有消费的心情和能力，才能刺激经济，整体经济面才可能向好。参照国外，不乏成功先例。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正是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加大了国家对公民的福利保障力度，有了国家财政的福利兜底，为走出经济萧条奠定了民生基础。
　　退一步说，社会救济又不是给每个人都派发红包红利，只不过是选择性地优先保障最需要的人，帮助最底层人们度过那个特定的艰难时刻。而且，我们的财政真的拿不出这点救命钱吗？前不久，媒体刚兴高采烈报道了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再超日本，连续第二个季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坐上第二把交椅，成为全球经济“老二”，从经济总量上讲，我们不应该这么拮据才对。只要有心，就会有力，能不能物价上扬的困难时刻，果断出台救济法，看来财力并非最主要因素。
　　当然，平均下来，我们仍是个“穷国”，这个账我们会算。但正因为我们并不富裕，还有很多底层人们急需要得到公共政策的呵护，为他们驱寒送暖。那么政府这时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适应整体经济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藏富于国就必须尽快向还富于民迈进，庞大的账面国民资产必须相对均衡地分散在民间，这样才能免于“被增长”的尴尬，也会使我们的税负痛苦指数下降，幸福感上升。
　　十二五规划已经做出了从“国强”向“民富”转身的部署，下面怎么走，考验着我们的决心、诚意以及现实执行力。社会救济法，就是这样一块“民生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