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控制通胀成为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中国的通胀问题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输入型的还是流动型或是成本推动型的？确实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症下药。
通货膨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里德曼式经典表述，其实往往产生一定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而事实上，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通货膨胀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宏观经济中的长期性结构问题，单纯的行政手段或是紧缩货币，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当前全面的价格上涨应该是对长期以来要素价格失衡的一种回补。从全球范围看，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后工业化进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全球化分工体系，由于国际竞争激烈，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并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价格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此外，处于低要素价格状态，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以低价的“中国制造”出口全球，并通过贸易顺差回流境内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以便为富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形成了中国补贴全球生产成本，补贴美国消费者福利，补贴全球化红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国低劳动力、低要素价格的情况将发生重大改变，即超过或临近“刘易斯拐点”。“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
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劳动报酬将加速上升。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更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出走，尤其在流动性的推动下资本品价格（某种程度上农产品也可被视为类资本品）将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而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较慢，低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业部门将出现剧烈的价格上涨。农产品和一些非贸易部门价格的快速上涨，系统性地推高了整体的CPI中轴水平，因此，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输入型或是流动性驱动型的，而是要素供给赶不上货币需求的结构失衡型通胀。
这就引出更大的问题，既然某种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当前通胀的重要推手，那未来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性的改革还要不要推进，会不会因为恐惧通胀又把该做的事搁置了，中国如何在管理好通胀与推进中国经济中的重大改革进行有效的平衡？
未来中国将进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阶段，管理通胀的正确的长期取向应该是：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价格信号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扭转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