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转型大背景下,中国战略出发点应是认真识别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排序,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宏观综合风险管理系统,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决策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科学依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教授在11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说。 “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内国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孙祁祥认为,从国家宏观层面来说,目前急需给予重视的风险源主要来自六个方面: 第一,高度复杂且脆弱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体系离成熟、规范的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对外开放程度还不高。在金融创新产品匮乏的情况下,的确是躲过了一场劫难,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金融开放程度必然会越来越高,金融创新的步伐也会越来越快,金融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力量还是破坏力量,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识别风险点,建立风险防火墙,取决于我们的监管水平。 第二,三农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我国政治、经济的基础性问题,对我国具有特殊的含义。从农业来看,它除了面临着与其他产业类似的价格波动、需求变化、政策因素等方面的风险以外,其自身的属性决定它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极大,随着农产品全球化程度的提升,我国农业更容易受到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挑战。 孙祁祥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管理三农的风险,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困难,巨大的乡村负债等问题不能得到尽快解决,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和社会问题都会非常严重。 第三,恶化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研究表明,因工业化引起的环境污染速度大大超过了工业化自身的速度,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逐年上升。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 第四,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的结构。投资和消费失衡,消费率偏低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GDP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比重偏低的问题严重。由不协调的发展和失衡结构所产生的最大风险是,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经济的长期增长乏力,民众对改革产生抵触心理,社会矛盾激化。 第五,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在养老、医疗这两个方面。首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孙祁祥认为,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医疗技术的提高,再加上巨大的人口基数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这样一个交织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未富先老的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养老问题都更加严峻,庞大的老龄人口将成为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各种重要因素中的重中之重。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 第六,公共权力非公运用和商业贿赂蔓延。从今年以来披露出来的大量政府官员腐败案件和商业贿赂案件可以看到腐败和商业贿赂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孙祁祥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及蔓延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而且会增大深化改革的阻力。 孙祁祥表示,政府需要从三个方面把握我国风险特点及风险管理的特性。 首先要系统的认识、识别、防范管理风险。“我们当前面临的上述风险可以说涉及经济、金融、自然、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由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来自这个系统内的不同载体所产生的风险是可能相互传递、广泛蔓延,而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之内的。”孙祁祥说。 其次,要从动态的角度认识、识别和防范管理风险。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社会形态等与改革前、与20年前、与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差异,风险总量增大,风险类型增多,风险结构复杂。 再次,对风险要有辩证的认识。科技创新会带来风险,不创新虽然没有风险,但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这对我国尽快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来说可能是更大的风险。如果因害怕风险而停止创新,必将导致由不发展所带来更大的风险。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应当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提高风险的容忍度,更大限度地获取由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收益。 孙祁祥认为,鉴于风险的交叉性、综合性、动态性,我国应当从国家的层面,尽快建立起一套宏观综合风险指标体系,风险预警的管理系统,使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潜在和显性的风险因素,建立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风险指标子系统,对各种风险的载体,主要风险诱发因素,风险的传导机制,风险的容忍度等进行认真研究,探讨防范控制和管理风险的各种有效措施,为国家发展规划和决策提供系统的思维框架和科学依据。 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组织。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厉以宁、江平、郭树清、吴晓求、钱颖一、张维迎、杨瑞龙、陈东升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发表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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