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国金融战略思考：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一文中，笔者概述了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主思路。从本篇开始，笔者将对中国未来金融战略问题展开论述，并在多个领域提出行动战略。
　　正确认识当今全球正讨论的“宏观审慎管理”问题，是中国金融战略理论研究和具体战略措施制定中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后经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安德鲁·克罗克特（Andrew Crockett）在2002年9月首次界定的“宏观审慎管理”概念，时下正成为危机后时代全球热门的话题。
　　什么是“宏观审慎管理”？目前体现全球大多数国家共识的《巴塞尔协议Ⅲ》，核心是通过进一步上调资本充足率、增设留存缓冲资本和反周期缓冲资本等指标，以降低银行扩张信用的杠杆，维护银行的稳定运行。美国议会新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也设计了系统性风险防范、消费和投资者保护、高管薪酬限制、监管体制完善等广泛内容。但在核心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方面，不管是“沃尔克法则”，还是衍生品监管改革、信用证券化产品风险留存的要求和提高银行资本标准等内容，如果一一仔细琢磨，也是通过各种措施，防范信用膨胀与银行风险。因此总体上说，新近各国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落脚于“微观监管”，落脚于微观金融企业的“杠杆”限制，从而解决顺周期等问题。
　　难道这就是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应吸取的最大教训？这涉及到对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的判断是什么。对此，时下全球还在争论，不同的利益者也许永远不会统一在相同的观点上。自2008年底来，笔者反复强调，监管不力是危机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并曾几次提出，若日本、德国、中国监管不力，能惹出这样“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机？显然不可能。那又为什么？有人又说，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笔者认为，那也只是经济现象、是各国政策的结果。
　　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或说利用）这一轮全球化形势，长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了信用膨胀。其他劳动力便宜、资源等出口主导国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中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执行。而美国此错误政策之所以能推行，客观的、深层的制度基础，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即这场危机与世界上许多次金融危机一样，本质是货币现象。因此仅仅抓住监管不力的教训，远不能避免今后世界不再发生类似的危机。
　　所以，西方迄今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框架，是不彻底的、不全面的。只要世界对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形不成一定的约束（这又谈何容易），就会出现如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感叹的：再一次危机仍不可避免！因为目前出现的系统性风险，不是单个国家的风险，而是现存国际货币制度下的全球性风险。
　　何况，美国还只是提出系统性风险问题，对于具体如何识别、防范，新通过的法案，还并不清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将监管放在识别和遏制系统性风险上是徒劳的。由于我们缺乏完善的风险动态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统时刻处于复杂的变化中，因此，察觉风险要么不可能，要么错误百出。”
　　面对上述状况，发展中国家、非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特别是正在制定金融战略的中国，应采取的态度只能是：
　　第一，基本赞同危机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
　　第二，不能满足于监管层面的治理，而是应以更积极的姿态，呼吁并参与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行动，寻求大国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
　　第三，在认识到目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全面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势单力薄，只能好自为之，尽可能处理好对外经济政策，继续去努力构筑防范外部冲击的“防火墙”。
　　必须认识到，目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是权威的，但未必是全面的，是针对自己国家所需要的。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新著《中国金融战略2020》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