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0年11月29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也是继上周三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后，九天之内连续第二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如此频繁的上调准备金，在中国货币史上极为罕见，引发了各界无限的想象和猜测。
一月之内的两次上调，总共冻结信贷资金6000多亿，部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已经达到了18.5%和19%的天花板，再加上10月26日的加息，和1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讨当前物价的治理之策，11月20日，提出了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16条措施，这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政策举措，毫无疑问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物价的加速上涨已经成为严重影响中国政经生态的重大事件，国家已经从政策层面上将通胀的警报级别提高至最高级，并且将控制物价作为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予以重视。
尽管近期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并没有直接言明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但是，必须指出，导致时下中国物价加速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过度货币投放，特别是导致人心惶惶的负利率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在10月份CPI达到4.4%的年内新高之后，负利率状况在10月26日央行加息之后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在负利率的恐慌下，一部分民众出于回避货币贬值的考量会想方设法地寻找投资途径，而大部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可否认，通过诸如保障供应和打击投机等行为，我们相信能在短时期内使物价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如果货币的发行量和负利率的根源不消除，一旦政策的效应退却，物价很可能又会反弹。因此，要真正控制物价上涨，防止中国再次陷入恶性通胀的噩梦，治本之策是尽快收紧货币，避免老百姓的钱不断贬值，这是稳定价格预期的最有效路径。
笔者认为，对于今年的整体物价走势，价格主管部门和业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在货币供应充足，国家对房地产进行大力调控，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对于居民生活用品价格的上涨，有关部门总是以“翘尾因素”、以特殊情况、以短期原因给予解释，这导致今年宏观政策在对物价的应对战略层级明显偏低，一直没有将预防真正的通胀提升至重要的战略位置。在10月份CPI飙升至4.4%之后，那些“翘尾派”终于闭上了臭嘴，而且，必须指出，中国目前的CPI是被严重低估的，在CPI被低估的情况下，民众事实上承担着比CPI更高的通胀税，事实上是让民众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买单，本质上都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而让居民承担更多的发展成本，事实上是向居民征税。
特别是，根据历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基本规律，明年的上半年将成为物价集中爆发的极端，季节性因素再加上货币流动的滞后效应，严重通胀的凸显期将在明年下半年。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提高通胀在公共政策中的战略级别，将防止“通胀预期”的政策及时转型为防止恶性通胀集中爆发的政策，并将之视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头号大敌。
因此，
就近期而言，准备金虽然已经达到历史高点，但物价上涨的态势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采取一些新政干预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尽早结束负利率和控制货币的发行速度，按照目前的物价走势，加息成为近期必须做出的选项。对于再次加息问题，一些人总是担心热钱流入，总是担心人民币升值，前怕后怕，一再贻误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实事求是而言，中国要是选择在上半年就果断加息，货币政策不会像现在如此被动，而且，必须指出，在热钱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方面，中国目前应对的策略不多，另一方面，相对于物价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热钱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很显然不在一个考量的层面。
我们承认，加息之后，对于中小企业和一部分贷款买房的民众而言，肯定要增加他们的成本，特别是，一旦货币收紧，真正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普通民众。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
韩国在加息问题上的聪明选择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其在加息的同时，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仍然保持不变，体现了有保有压的原则，中国在加息问题上，完全可以采取“选择性”加息的手段而规避对中小企业的打击，这个其实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