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拆迁户童贻鸿，遭遇强拆，从屋顶投掷砖头，警方称导致一人重伤，通知去做笔录，童贻鸿得知警方消息，乘飞机入京，找报社，求自首，表示所以如此，是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
　　这是拆迁一景，但其意味非拆迁遭遇可以涵盖。
　　事发地武汉南望山居委会主任雷波说，纠纷与房屋本身有关，“但是与拆迁没什么关系”。这话固然过于绝对，但大致意思我是明白的，警方找童贻鸿，不是拆迁问题，而是投掷砖头砸伤了人。但童贻鸿为什么会投掷砖头？
　　童贻鸿当然是钉子户，别人都签了拆迁合同，只有童家不签。然后，破拆机开到楼下，童贻鸿在楼上扔砖头。警方表示接到报案有人被砸成重伤，童贻鸿说自己没有看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有人受伤，伤者是不是强折人员。
　　不过，道理是已经浮现的：钉子户若遇强拆，真是毫无办法。若要反抗，有法律严阵以待。如果伤及强拆人员，或者还有万一的解脱之法；如果伤及旁人，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强拆方没这么多麻烦，有机械，有队伍，安全是可以保证的，而且导致了死伤，也未必有人去坐牢。综合来看，事情弄到强拆阶段，就是完全不对等的相持，现场力量悬殊，暴力后果迥异，真的是毫无办法。
　　这样的道理，估计很多人都已经悟透，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强拆之下，急了都要自焚。前几天有新闻，说浙江宁波甚至有16个农民相约自杀，引发了调查，现在还没有消息，但不管消息怎样，我都担心这样的事情多了，恐怕又要出台严惩“自杀秀”的办法，就像农民讨薪，你要跳就真跳，否则做“跳楼秀”、“跳桥秀”处理一样。
　　强拆户飞机上京自首，更具意味之处——自首也要到北京，难道北京警察更可公正？
　　我不知道事实将会如何演化，但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执法机关，让人有“各处不一样”的想法，不可谓光荣。这当然并不缺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足以使得一个人不曾遭遇到执法机关，就先行疑惑丛生。至于北京，上访举报和自首，都往那里跑。人们还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希望”，确实令我感动。
　　只是，就事而论，自首到了北京又怎样呢？渭南警察要抓写书的谢朝平，北京警察去敲的门吧；陕西富平两名农妇上访被示众，是递状子后被北京警察控制的吧。你去北京的派出所自首，自然也将由北京的派出所将你交到武汉的派出所的手中，你的事是在武汉做的，对你该怎样处理，武汉警方才是关键。
　　但我并不认为这个“进京自首”的强拆户此行无益。毕竟，这是一个新闻，新闻会被报道，报道会引来关注，关注可使事情增加一些公正处理的机会。比起默默无闻地被处理，总不会差。不过，这真与在哪里自首无关，只与事情是否被关注可能有一些关系。说可能有一些关系，是因为事情也有可能不管是否受关注都一样——无论是一样公正，还是一样不公正。而且，这样的自首若有效仿，只怕也要成为严惩的对象。
　　一切偏门不过是偏门，权利不可以指望偏门保障，社会不可以指望偏门和谐。说到底，偏门层出的基础，是社会运行的荒谬。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偏门，是以为或极偶尔竟也真的“全部希望在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