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股价和粮价联系在一起，估计又要有人说我离奇了。但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沪深股市的走势与以粮价为代表的整个农产品价格体系的整体走势，不难发现，两者确实存在某种关联。去年下半年股市大跌，始于6月，也正在那时，猪肉、鸡蛋等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理由是“粮食价格上涨带动了饲料价格上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股市虽有反复，但总体看是下跌的，而粮价是一直上涨的。
　　到了今年年初，各种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而股市则萎靡不振，沪指年中甚至跌破2400整数关。好不容易盼到了10月的暴涨行情，但不到两个月，一个新的危险迹象又出现了，短短三个交易日，沪指跌了200点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跌的背景又与粮价有关，10月CPI超过4%，主因就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数据公布的第二天，A股市场就开始下跌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的重合就来说明两者存在关系，显然很荒唐，但如果把逻辑分析加进去，这样的关系似乎就有了成立的基础。在中国，以粮价为核心的农产品价格体系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而通胀预期与股市之间的关系，这两年分析的文章太多了，人们已经基本不再怀疑“通胀抑制股价”的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粮价上涨可不就是做空股市的力量吗？
　　不过现在再探讨股价与粮价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已经意义不大了，唯一让我“纠结”的是，粮价居高不下究竟是确有道理，还是另有他因？说起粮价，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都有个特殊情结，就是如何保护农民利益。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产品价格才逐步实现市场化。但是，这是不是说明只要农产品涨价农民的利益就一定得到保证呢？
　　有关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我没有查到，或许是由于统计技术难度太大，但某些现象还是很值得注意，就拿今年上半年的蔬菜价格来说，尽管有自然灾害因素影响（比如干旱、春寒等），但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寿光的菜价并没涨多少，有些品种甚至根本就没涨，但你随便去一家菜市场都会发现，今年即使是夏季，菜价比往年至少上涨20%，如此这般，从城镇居民消费者手中被转出的只有很少一部分转入到农民手中（甚至没有），更多被中间商拿走了。那么中间商从消费者手中转入效用是否就是我们所漠视的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市场目标？中间商获得的效用对整个经济社会来讲能否创造了正的间接效用呢？
　　第一个问题显然不必回答了，这与鼓励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初衷完全相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过去曾经批评过某些人为干预市场以期维持农产品高价格的原因之一，你动用大量社会资源，通过几乎是强制的手段（比如生猪收储机制），将一部分人（城镇消费者）的效用转移出去，结果获得这部分效用的人却与目标群体完全不一致，这样的干预市场岂不是南辕北辙？
　　然而危害远不仅于此，如果从消费者手中转出的效用在中间商手中产生负效用，那对整个经济体都是有损的，这就是上面第二个问题所要回答的内容。尽管我不赞同仅仅因为中间环节不创造价值就鄙视中间商，但如果中间商要从消费者转出的效用中获得大部分，那的确有问题。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准是价值的增长，而价值永远是效率的正函数。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是有助于经济社会整体效率提高的机制，都将对提升经济价值有益，反之则不然。
　　本来中间商是提高商品交易效率的主体，当这个主体群获得一定激励时，社会商品交易效率就能提高，经济体整体价值也会因此提升。但当大量社会效用被转移到这个主体群，以至于超出了其应获得激励水准时，就会产生一系列可以被传导的负效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量社会资源会被这种超激励引导到这个并无直接产出效率的领域，从而使资源失去了进入更高产出效率领域的机会，并直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社会产出效率的双重下降。这不仅使宏观经济价值下跌，同时也会使整体经济水平下降而间接损害农民的利益，这同样与当初保护农民利益的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不解决好农产品市场（尤其是批发市场）运行机制的问题，单纯依靠激励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无法保护农民利益的。但从更深层次看，即使这个市场的机制建设趋于完善，激励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利益，反而会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相当程度的负面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不适度上涨造成的价格体系混乱，这种混乱既体现在整个商品价格体系的普遍上涨上，也体现在资产价格估值水平的普遍下降上，这些不正常现象回过头来同样影响农民利益；二是当农业生产效率低于整个经济社会平均效率水平时，资源会因农产品价格偏高而进入农业领域给整个经济社会效率带来负效用。
　　这样说来，当前的粮价上涨的确有打压股价的作用，尤其当粮价的非正常上涨出现时，对股市的打击更大。但必须说明的是，笔者绝非要站在股市的立场呼吁打压农产品价格，更不是要把股民利益与农民利益对立起来。我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从股市的反映职能角度看，农产品价格不合理上涨非但没有保护农民利益，反而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效用下降。因此，这种非正常的价格波动是有损经济大局利益的，应该受到限制，甚至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