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涨幅创两年来新高。在此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通胀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从庙堂到民间，关于CPI的热议沸反盈天，莫衷一是。
　　据我观察，目前对于CPI是否偏高有三种观点：一是，CPI超过年初预设的3%左右的控制目标并不可怕，中国可以承受更高的通胀率。持该观点的主要是一些经济学家或政府智囊。二是，CPI超过3%难以忍受，这意味着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有关部门应该加大抑制通货膨胀的力度。持该观点的主要是中下层老百姓和草根派评论家。三是，在前两种观点之间骑墙，认为目前物价仍处于温和通胀区，但对于CPI未来进一步走高的可能性应保持警惕。持该观点的主要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
　　在我看来，以上三种观点中，骑墙派的观点两头讨好，四平八稳，不具备讨论价值；第一和第二种观点值得讨论，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对立折射出的社会情绪，值得探究。
　　CPI这个东西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是不知道CPI为何物的；随着改革开放，洋为中用，滥觞于欧美的CPI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今天，中国但凡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老百姓虽然不能精确地说出CPI的定义，但也大致知道它是一个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经济指标。“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PI”这一句话的广为流行，就是CPI在中国民间普及的生动佐证，也从历史的细节上折射着中国经济生活的进步。
　　所谓CPI，是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该指数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依据。宏观经济研究和决策之所以选择并看重CPI这个指标，是因为CPI不仅反映了整体经济的景气度，还反映居民以衣食住行为核心的生活状况；而从词根学的层面考察，反映居民以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乃是CPI的核心。所以，关注民生是CPI的本质属性。既然如此，在CPI涨幅是高是低及其影响是大是小等问题上，与之切身相关的居民应该最有发言权。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当下的中国，以经济学家和政府智囊为代表的高端人士（他们仅构成居民的极少部分），相比以中下层老百姓和草根派评论家为主体的低端人士（他们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前者对于CPI拥有绝对强势或掌控性的话语权并以此影响决策层，这无疑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既与新闻传媒趋炎附势有关，也和我们缺乏以民生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经济决策机制有关。为了让CPI这一指标能够名至实归地发挥作用，伸张并扩大以绝大多数中下阶层老百姓为基础的居民对于CPI的话语权，应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以为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和完善自下而上的民生决策机制。其中包括，将“菜篮子工程”作为政绩的核心考核指标并制度化（一度被热炒的“菜篮子工程”，现在好像不怎么被提及了，取而代之的是GDP增长、旧城区改造、招商引资等施政主题）；针对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建立上通下达的制度性的沟通渠道；将通过制度化渠道获知的民意，上升为治理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的施政纲领等等。
　　其次，公共传媒应更多地为中下层老百姓以及他们的代言人提供发言平台。一直以来，对于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公共传媒习惯于将在黄金时段和显著版面上发言的机会留给知名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而冷落了中下层老百姓。即便对中下层老百姓的发言有所眷顾，充其量是在一篇报道的某个或若干个不起眼段落中，让他们以张三或李四的化名象征性地“说”两句，而实际上，相对于也许从来不进超市买柴米油盐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他们对于CPI之类的问题更有发言权。
　　我相信，大力提升居民们对CPI的话语权，不仅能够弥合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在通货膨胀等民生问题上的观念裂缝，使经济决策更加实事求是，也能够激励老百姓以主人公的身份参与国家经济生活，从而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