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美元潮涌”以及内部货币存量急剧放大的双重压力下，泛滥的流动性正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洪水猛兽，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泄洪区，在流动性的冲击下，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品价格都在加速上涨。尚未完全摆脱全球金融危机阴云的中国经济又饱受通胀的煎熬。近期，周小川行长的“引流入池说”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和各类解读，客观上也把中国流动性管理的重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如何疏导流动性，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稳定，更关乎做强中国金融的长远之策。
讨论中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不能仅从增量考虑，还要从存量考虑。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底多多少？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大了，实体经济是5.5万亿美元，到今年年底，估计货币存量将超过10万亿美元。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是GDP的1.5倍，超出4.6万亿元，
2009年，我国GDP总量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60.6万亿元是GDP的1.8倍，多出了27.1万亿元。照目前的趋势看，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还在进一步加大。央行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已达69.64万亿元，如按统计局今年前三季度GDP
26.866万亿元的数据计算，超发货币将近42.774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近些年来货币供应增速已大大超出实体经济吸纳的范围，反映出货币利用效率低，大量富余流动性在溢出。
当前美联储再次启动印钞机，美联储作为全球中央银行，其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正在聚集全球的系统性风险，成为制造全球流动性和通胀的引擎。由于是跨境的货币循环，全球货币创造的乘数要视各国的汇率制度而定，而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顺差国受影响最为显著，因为还要通过贸易逆差获得美元外汇资产以及购买债券等形式回流美国，进一步放大美元的流动性。
形势就是这么严峻，各国货币超发，跨境流入我国资金增多，外汇占款增长加快，增加了货币被动投放，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截至今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增长0.249万亿美元，相当于向流通领域又增发了1.6万亿左右的基础货币，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在急剧放大。中国想以量化紧缩对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缺失独立性，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目前，我国内外部政策冲突日渐显性化，集中表现在内部货币稳定及外部汇率稳定的冲突，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流动性的风险。因此，眼下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管理这些流动性风险”，如何“善治流动性”，将是中国跳出“增长陷阱”，避免长期滞胀的关键。
由目前各方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可知，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流动性过剩格局尚无“拐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因此，笔者以为，“十二五”时期，中国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以解决内部失衡为主要着力点，化解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做强、做大中国金融体系，引流入池，真正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竞争优势。
为此，笔者提出三种善治之道：第一种是“吸”：从根本上说，对流动性的吸纳取决于是否有丰富的金融投资工具、金融投资渠道与投资方式。目前，我国还处于金融浅化阶段，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机制还不畅，因此要大力发展本土金融市场，扩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将M2的增长转换成M3、M4的增长，除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外，还应积极发展债券资产、股权、人寿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池”。
第二种是“引”：一定要做强、做大中国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这四大资本体系要形成合力。中国的民间资本，如温州资本为何总是忙于投机而不是投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有“非公36条”，但对于明显带有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性质的高利润率行业的“软门槛”依然过高；而对于门槛较低，利润率不高又看不清发展前景的行业，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不会高。因此，在多种力量阻击之下，部分逐利资本就涌向如大宗商品、基础农产品、投资品以及其他资产领域（最突出的就是房地产、股市）。因此必须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比如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努力使那些具有不同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第三种是“放”：这需要改变长期以来的“双顺差”型的资本循环模式，积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的路径，实现从“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畅通民间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渠道，这样，既能舒缓外汇占款对央行货币被动投放的压力，也增加了国内资本走出去的途径，能将中国的资本优势逐渐转变为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