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讲到“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时强调指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们首先会注意到，提高“两个比重”的提法和先前（例如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相比，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将“逐步”改为“努力”。这种提法上的变化表明，提高“两个比重”变得更加紧迫。更重要的还在于，努力提高“两个比重”是同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建议》强调指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主题讲的是纲领和战略方针，主线讲的是战略部署和对策，扩大内需是处于首位的战略措施。
就主题来说，“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为此必须做到“四个更加注重”和“一个促进”——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就主线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以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为重要着力点，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这五个方面的要求同时也是实现发展战略转变的切实保障。我们不仅要明确和固守主题和主线，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而且必须抓住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的根本和关键，必须搞清楚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提高“两个比重”之间的逻辑联系，必须搞清楚提高“两个比重”对于实现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特殊重要性。
概括地说，科学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体现科学发展的“四个更加注重”和“一个促进”中，核心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其他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展开的。以人为本不仅要体现在发展的根本目的上，而且应当体现在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上。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战略转变的性质，其实质是提高发展的科学性。这个转变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使增长和发展从粗放转向集约，而且要转变对发展内涵的狭隘认识；不仅是发展途径、方法、手段的转变，而且是发展目的本身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根本点是注重民生和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判断转变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样，扩大内需既体现了拉动经济增长手段的转变，也体现了发展目的的转变，因而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切入点和有力杠杆。作为手段的转变，要从过度依赖外需转向以内需为主，特别是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作为目的的转变，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同时就是民生的改善。当前，注重民生和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是努力提高“两个比重”，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劳动者报酬是相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而言的，这四个项目涉及劳动者、企业、政府三者的利益关系。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判断经济发展方式是否端正、发展是否科学的基础性指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非科学发展的多方面表现差不多都与这个比重偏低有关。
判断劳动者报酬比重是高是低，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就是这个比重在同一类国家的平均数值和全世界的平均数值。这个平均数值主要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是市场经济的标准，而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目前，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大都在5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一般比发达国家更高，而且大都比较稳定。
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的比重1983年为56.5%，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1978年~2005年，资本报酬则上升了20个百分点。根据广东省提供的劳动者报酬比重数据，
1978年~1983年在60%以上；1984年~1994年在60%和50%之间；1995年~2003年在50%和40%之间；2004年以来不足40%。2000年、
2006年、2008年分别为45.5%、38.7%、39.2%。大体来说，这个比重呈下降趋势，20年中下降了20个百分点左右，和全国的平均数值是一致的。由国际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在80年代初是适当的，而后来一路下降，目前比国际社会的平均数值低20个百分点左右，这是不正常的。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偏低，意味着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的比重偏高，意味着初次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企业和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将主要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新的投资，并形成固定资产。
劳动者报酬偏低必将带来一系列直接或者间接的不良后果——
第一，劳动者报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比重偏低，直接导致居民收入的比重偏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的能力偏低。
第二，居民消费能力偏低，总体上表现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
第三，内需不足和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一方面导致全社会总体产能过剩和产品库存积压；另一方面必然迫使企业过度依靠出口，社会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
第四，企业在技术、创新、质量、管理等方面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不得不低价倾销，而要想获得微薄的利润，就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者报酬。
第五，企业既然可以依赖低工资生存，其落后的技术则免于被淘汰，从而起到了保护落后和助长粗放增长的作用。
第六，在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从而孕育着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往往首先会表现为金融危机），国际市场的需求（包括虚假需求）就会大幅度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出口就会相对地或绝对地下降，过分依赖外需就不再可行，经济增长也会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第七，这时候，要想仍然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只有一个可能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投资的增加弥补出口的下降。但在产能过剩已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投资主体必然主要是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投资者；这种新的投资必然主要是投向可以立竿见影的房地产开发、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超前的，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第八，“保增长”必须有资金支持。为此，一方面，必须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贷款和货币供给必然超常增加，因而，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必然不断加速积累；另一方面，必然忽视代价产生的负效应，放宽对土地占用的控制和降低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第九，从“保增长”的短期目标出发，所有的政策措施，必将进一步向工业、交通和城市倾斜，而农业和一般居民服务业则进一步被削弱。总的结果是，产业结构进一步扭曲，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秩序也会出现混乱。这是一个从片面追求高速度出发、从压低劳动者报酬开始的恶性循环。虽然劳动者报酬偏低不是导致非科学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确是一个关系发展全局的关键因素。
由上可见，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其提高到正常水平，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关键点。我们应当在“努力”上下工夫。从内在的因果关系和逻辑联系来看，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重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整经济结构和城乡关系，因而应当摆在首位，应当更有紧迫感。
笔者认为，努力提高劳动者报酬这个比重，不仅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要提高平均工资在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这个比重，意味着调整劳动者和企业、政府的分配关系。根据目前企业的平均赢利状况和政府收入的状况，这种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