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政部网站11月11日提供的消息，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7860.31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015.38亿元，增长14.8%。其中，中央本级收入4132.31亿元，增长8.6%；地方本级收入3728亿元，增长22.6%。
　　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全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已毫无悬念，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达到GDP的两倍也没有悬念。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我们应当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感到高兴。但从财政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看，它并非完全是依据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增长，对此我们还应保持理性。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除2009年因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之外，其他年份都以GDP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在经济发展形势较好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将此理解为经济提供的税源比较充足，为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在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财政收入仍然以高于GDP两倍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能就不大好理解了。
　　按照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原理，如果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增长，那么就会产生三种可能：一是挤压居民收入，二是挤压企业积累，三是对两者形成共同挤压。
　　实际情况是，1993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2%左右，但到了2009年，这一比重已提高到了32.2%，提高整整1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则由2003年的49%下降到2009年的39.%，也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挤压了一些劳动者的报酬。
　　眼下，我们正面临通胀的巨大压力：一方面，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居民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10月份居民储蓄下降7000亿元，也不乏这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挤压了企业的积累，影响了企业提高职工收入的能力，又使职工收入的增长更加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并非全是益处。
　　从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以及中国经济的现状来看，投资拉动已不能作为提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手段，在未来的几年内，消费才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最主要的力量。而要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改善和优化目前的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强企业的积累能力。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控制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让财政收入增长回归理性。同时，要提高财政收入分配的公共性、使用的公众性，使财政收入在分配和使用中能够更好地修补各种社会短板、偿还各种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上的欠账，通过提高收入二次、三次分配的科学性、公正性、公平性，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