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物价结构性上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度攀升以及去年CPI的翘尾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7月至9月连续高于3%目标警戒线。同时，近3个月人民币对外升值约2.6%，加上美国的政治压力，具有很强的升值预期。尽管人民币升值可部分抵消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压力，但在全球定量宽松的背景下，由此引发大规模外资融入，被动强化国内通胀压力。在人民币强势升值预期下，如何管理通胀预期，将是今后政策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对中国物价未来走势的分析看，CPI峰值可能延缓至10月前后。虽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近4个月出现连续下降，但未来仍具有上涨的压力。因为影响价格上行的因素还将起主导作用，PPI可能年底或明年初出现反弹。而经验表明，PPI对CPI非食品部分具有传导作用，今年上半年PPI大幅度上涨，导致三季度CPI非食品部分并未下跌，CPI上升势头延续。考虑到目前PPI处在下行通道，CPI仍有上升空间，预计年底两者形成的“倒剪刀差”将会收窄并接近零值，随后PPI可能先于CPI出现回升，明年初两者差距将可能再次拉大。笔者据此预计，明年特别是上半年将会迎来真正的通胀考验。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可比价格计算，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10.6%，比上年同期加快2.5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GDP增长9.6%。在这样的高增长背景下，有专家认为，我国应当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将按CPI设定的警戒线提高到4%至5%。而笔者的意见是，以我国的国情和居民消费结构，宁可提高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也不宜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
　　如此判断，原因有二。
　　首先，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比如某些商品出现批零价格倒挂，这些都难以反映到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中。在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已不能真实反映我国通胀状况，客观上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其次，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都是货币现象。单从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与CPI经验关系看，M1同比变动能较好地预先揭示CPI同比的走势。以往CPI峰值总是高于M1峰值，但是2010年却出现反常，CPI峰值远低于M1峰值，这就意味着过剩的货币大批流入了楼市，推高了资产价格。对比M1同比变化与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银行贷款的累积同比情况，可以发现两者走势极为类似，且房地产开发国内银行贷款累积增幅远高于M1同比增幅，这就表明很大一部分货币供应量流向房市。只是近期随着货币供应量有所收紧，流向房地产领域的信贷资金增幅出现下降，但由此带来的高房价并没有出现下降。目前，国内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8、9月同比上升分别为9.3%和9.1%，9月环比上涨了0.5%，房价上涨势头依然难以被遏制。在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8个月为负的负利率格局下，如果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之中。
　　毫无疑问，治理通胀和房价泡沫短期内仍是头等大事，可能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因为同时出现通胀和房价泡沫，比仅是通胀更具危害性，因此，今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坚持以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为目标，既要遏制国内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又要防范通胀风险加大，难度极高。
　　笔者为此提出应对通胀压力的两点建议：
　　第一，货币政策调整仍是应对通胀的最好措施。今年上半年央行曾三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10月11日再度上调工行、中行、建行、农行、招行、民生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自10月20日起，央行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34个月来首度加息。由此看来，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胀恶性发展已成货币政策调整的首要目标。今后一段时间，采取差别化的弹性利率政策或是更合适的选择，必要时浮动调整利率，实行利差补贴等，并辅以公开市场操作，适时适量回笼货币，抑制信贷膨胀，限制过量流动性进入房市。
　　第二，调整商品供需结构也是抑制通胀的必要手段。比如采取严格财税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加快增加保障房建设用地；比如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猪肉、大蒜、食糖等食品供应，依法严惩游资囤积炒作行为；再如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还有，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尽力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