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投资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不过在投资方向上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即生产性投资要大力收缩,而和民生相关的消费性、安全性和环保性投资需大幅增加;就生产性投资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要在其中占有越来越大的空间。 要大力收缩生产性投资,是因为我国长期存在的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生产性投资过度增长有关,为了保护好环境和资源,有必要从此根源处着手解决;要大幅增加民生领域的投资,是因为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对社会公众欠账过多,国内服务业发展大大落后于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需要,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全存在着种种隐患等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民生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使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战略没有落到实处,对此必须加以改变。 消费性投资是民生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多样化和层级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加丰富多采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消费的需求,但实际上我国目前这方面的供给却严重短缺。集中体现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学难、治病难、出行难、健身难等问题就是最好证明。因此,“十二五”期间大力增加消费性投资就显得非常重要。可行方式是放松教育、医疗、铁路运输等行业的管制,使其向民企进一步开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积极介入,通过竞争的方式提高投资效率。增加消费性投资发展服务业还可以增加社会就业,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为消费增长打下物质基础。居民消费所需要的各种物质条件准备得越充分,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目标才越有可能实现。 安全性投资是民生投资不可缺少的一环。安全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我国目前这方面却问题多多,不如人意,诸如食品安全问题、住房安全问题、生活安全问题等等几乎每天都在考验着人们。解决这些安全问题,完善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和惩处力度虽然很有必要,但是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增加这方面的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比如我国频繁出现的矿难问题,实际上有许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之所以悲剧一再上演,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矿企在安全方面的投资严重不足,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装备设施严重短缺,结果一有意外发生就出现最为严重的恶果,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食品安全问题也一样,如果我们在这方面的投资能够多一些的话,那么无论是检测能力还是监管手段都会升级提高,最后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自然就会小很多。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公众对自身安全性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十二五”期间增加安全性方面的投资必不可少。安全性投资实际上是一项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投资,“以人为本”的社会在这方面显然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只有安全性投资增加,牢固的房子、健康的食品、安全的环境才有可能不是奢望,社会民众的安全感才会得到有效提升。要知道,一个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和谐的,因此,安全性投资必须成为“十二五”投资的一个重点。 构成民生投资的还包括环保性投资。节能减排、环境友好是我国既定的战略方针,“十一五”期间这方面的投资虽已明显增加,但还远远不够:一方面,我国已经遭受破坏的自然环境需要下大力气进行整治和修复;另一方面,为了以后自然环境不再继续受到污染和破坏,也需要增加投资加以防护。如现在国家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除了节能方面的考虑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保护好环境。 环保涉及到很多方面,保护环境的投资也因此有多种类型。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像防护林建设、沙漠治理、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等都属于直接投资,这类投资目标指向很明确,就是为了保护环境;有些投资则属于间接投资,像新能源汽车、风电、核电等,这类投资环保只是其潜藏的一个目标。因此,我们在安排环保方面的投资时,除了直接的环保项目外,对于那些并非环保项目但是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行为,我们也应该积极予以支持。 “十二五”期间在加大上述几项民生投资力度的同时,还要对生产性投资坚决加以抑制,以促使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生产性投资来说,其内部也有一个结构调整问题,即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的项目投资要从严限制,而对于国家政策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则要加大规模。中央政府已明确指出,到2015年和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分别力争达到8%和15%左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没有足够多的投资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所说的各类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叉的关系,比如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投资,既是消费性投资,也是环保性投资,同时还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也并非全部属于生产性投资,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非生产性投资的。继续拿新能源汽车来说,货运车辆是为生产服务的属于生产性投资;而客运车辆则用于消费所以属于消费性投资。 “十二五”期间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如果我们在此期间能够在控制投资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实现投资方向的转变,则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更有利于民生的改善,使社会民众的生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具体表现在社会民众的安全感、幸福感随着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的显著提高而得到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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