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表示，针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无序化加强以及各国汇率战的升级，应考虑实行经过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为汇率变动提供指引。佐利克呼吁一个新体系，“可能需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以及走向国际化、继而开放资本账户的人民币”。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该体系还应考虑把黄金作为通胀、通缩和未来货币价值之市场预期的全球参考点。”
　　佐利克将黄金重新纳入全球货币体系之中，既反映了他的远见，也折射出尴尬的现实。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留恋美元在纸币体系中的独霸地位，一方面又希望让弱美元战略来纠正其经济失衡。黄金是几千年来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优胜的天然货币主角，但美国人却将其贬为“非货币”。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0让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兑美元“定价”，美元变成“美金”。随后美国人不断剥夺黄金在市场定价和民间交易上的特殊地位，最终尼克松关闭了“黄金窗口”，黄金被废弃，只用于首饰、装修、敬佛、殡葬。布雷顿森林体系2.0出现，美元成为唯一的主角。
　　但现在，美元已经不堪重负，次贷危机和巨大的债务让美元币值不断下滑，而黄金价值不断上升，目前国际金价已经创造了1398美元/盎司的纪录。最重要的是，美元兑其他纸币不可能一直下滑，因为纸币之间的兑换率是可以移动的。
　　举例来说，现在经济疲软状态下欧元美元之比是1比4，过去两者经济强势的时候之比也是1比4，单纯从纸币之间的比值角度观察不出任何问题，实际上，现在疲软状态要比过去经济强势状态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而这种泛滥的流动性体现在黄金价格上，也就是说，以黄金为地基，我们会发现，纸币体系已经“集体沦陷”，没有强势品种。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它们担忧黄金的世界货币角色，是因为黄金的年增长量是有限的，金本位是略紧缩的货币政策，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可观的，它们害怕黄金会成为一根缰绳，扼住了经济发展。
　　所以，在诸多调解汇率冲突的治标性意见（比如设定贸易顺差的定额比例）破产之后，回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正确的道路。其实，去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国家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最重要的是，完善SDR的一篮子货币定价过程，比如让人民币进入这个篮子里面，成为SDR的定价依据。在相当程度上，周小川的观点同佐利克的呼吁是一致的，佐利克也提到“应将各种主要纸币考虑在一个篮子里面”。
　　不同之处在于，周小川没有提及黄金，而佐利克明确无误地强调了黄金的作用。佐利克看到，纸币体系的“地基”都是不稳定的，那么由它们构成的超国家储备货币也是没有“地基”的，需要黄金这样的真正硬通货来支撑。但黄金进入全球货币体系的具体方式，佐利克并未深入。这使得我们更进一步提出构想：是否可以将SDR同黄金结合起来，形成“SDR—黄金”体制。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改革SDR的一篮子纸币组成，像佐利克说的那样，让强势的人民币、澳元、加元都进入这个篮子。扩展SDR在定价、结算上的范围。SDR的发行不仅根据各国在IMF的份额，也可根据各国实际资产持有量来确定。更重要的是，将黄金作为SDR的“辅币”来看待，即100吨黄金以下（1吨黄金现在等于4900万美元）国家间支付和结算用黄金来计算，而100吨以上则关闭黄金“支付窗口”，用SDR的账户转移来操作。SDR具有某些“黄金化”的色彩。
　　在我们的建议中，黄金支付变成一种“有限责任”的支付（而1971年之前的美元兑付黄金是一种无限责任），这就避免了黄金带来的“通缩效应”。因为就像商业中的大额支付不能用辅币（硬币）支付一样，只需要每天确定SDR和黄金之间的比价即可，IMF可以监测和确定SDR对黄金的大致年贬值幅度，从而确定未来的发行数量。而对于各国来说，其内部货币汇率是自由浮动的，只不过它的参照物是黄金。但这是一种间接的、改良的金本位制，是通过SDR来运作的，在“SDR—黄金”机制下，各国不仅可以避免“金本位”带来的通缩倾向，同时也可限制各国政府滥发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