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上周五宣布，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从而一举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在IMF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IMF声称，中国“得到了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
根据这项改革协议，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总共新增了6%的份额，而欧洲、美国和沙特等产油国则做出了相应让步。总的来说，这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从IMF的角度看，一方面，增加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有利于重新唤回这些国家对IMF的信任。上世纪80-90年代，由于IMF强硬推行以市场自由化改革为特征的“华盛顿共识”，加上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反应迟钝僵化，导致其在亚洲和拉美国家中声名扫地，过去十余年来在国际舞台上日益边缘化。从IMF前任总裁拉托到现任总裁卡恩，无不致力于重建其声誉。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份额来激发中国、印度、巴西等实力雄厚的新兴大国对IMF的兴趣，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考虑，即有利于充实IMF捉襟见肘的资金和信贷库。2009年G20伦敦峰会结束后，得到扩权保证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便通过认购IMF发行的特别提款权（SDR）债券，分别注资400亿和100亿美元。
从美国角度看，美国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让渡的份额微不足道，并未动摇其在IMF中的绝对优势，仍保持了17.4%的份额和16.5%的投票权，使其有能力对需要85%的绝对多数投票支持的重大事项行使否决权。
即便是对于在份额和执董席位上损失较大的欧洲国家而言，其实也未必就是坏事。首先，在欧洲国家看来，这种让步绝不是免费午餐，它们的要价也很明显，即新兴大国在享受更多权力的同时，今后也应当分担更多责任——目前欧洲国家肩负着IMF42%的资金来源和世界银行62%的贷款提供。其次，刚刚过去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留给欧洲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一个财力充沛的IMF有能力在欧洲再次陷入财政危机时施以援手。最后，更为现实的原因是，欧洲国家认识到，太多的投票如果形不成合力也等于是废票。尽管以往欧洲国家在IMF加起来拥有30%的投票权，但由于各国间彼此利益冲突，例如，德国在许多问题上与其他欧洲国家意见相左，而英国更是习惯于跟着美国走，往往很难做到以一个声音说话，因而其实际影响力反而不如拥有更少投票权的美国。
对于中国而言，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中国是此次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大获益者，因其份额增加之多，远超其他新兴大国。作为崛起中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特别是IMF中的发言权具有双重意义，这不仅关乎大国的形象和地位，更是挑战美元霸权、应对未来国际金融体系变局的必经之路。例如，尽管IMF只对各国汇率拥有名义上的监督权和建议权，但近年来，随着IMF在美国推动下积极修订相关条款，近年来中国已明显感受到关于汇率“监督”和“信息披露”的压力正不断加大。
可以说，这次份额重新分配是IMF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短期内，指望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再有大的上升空间已然不太现实。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的估计，如按各国GDP衡量的话，中国拥有IMF投票权的合理比例为7%；此外，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再做出较大让步了。
理论上，若想从根本上推翻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IMF中“一股独大”的局面，就必须将美国的投票权压缩到15%以下的水平，但这需要漫长的讨价还价，并且还要善于借势（如下一次美国再度陷入更严峻的经济衰退）才行。因此，更务实的选择是，倒不如思考如何用好自己手中有限的牌和借助一切可用的牌，在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体系重建过程中使中国的利益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靠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日本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长期位居第二位，超过德、法、英等单个欧洲国家，但影响力却远不及美国和联合起来的欧洲。事实上，分清敌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新中国在日后国际事务中地位不断上升的关键原因。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就是，1971年中国冲破重重阻力，重返联合国合法席位，靠的就是一大帮亚非拉兄弟的鼎力支持。
以当前国际汇率争端为例，摆在中国面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争取到太多发展中国家朋友真心实意的支持；相反，美国眼下倒似乎占了几分上风，凭借其强大的软实力，正不遗余力通过拉拢和分化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试图在汇率问题上孤立中国。
要变被动为主动，就要求中国在外交战略、特别是金融外交战略上更为进取：一是要联合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将矛盾指向美国滥发货币这一根源，避免四处受敌的被动局面，化解人民币所承受的压力；二是要倾听相关国家的诉求，展示中国在汇率改革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和诚意，耐心解释中国渐进式升值道路合乎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三是要凝聚共识，将反对美元霸权，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变成更多国家一致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