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大宗商品的价格在飙升，储蓄相对较为集中的新兴市场和东亚国家的货币在日益升值，面对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和本国闲置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态势，一些国家不得不通过加息和强化资本管理的手段来应对不断恶化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这一切都在表明：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现在正在进入关键的“第三阶段”。它和第一阶段2007年3月开始爆发的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倒闭的“债务危机”特征完全不同，和第二阶段2008年8月开始由“雷曼破产事件”所蔓延开的全球金融体系信用借贷关系瘫痪、资金大规模撤回、各国政府无奈地被卷入到注资救市“大合唱”的那种“流动性危机”特征也不一样，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它已呈现出自己的特征和急需继续解决的三大任务：
第一大任务是主要发达国家应尽早“退市”，来收回全球“多余的流动性”。
第二大任务是迫切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以避免日益严重的“从邻为壑”政策的出台。如何通过“政策自律”和借助国际政策协调的机制来控制全球在没有增长的环境下所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现象，将是我们彻底告别这场危机所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第三大任务是我们要尽快寻找到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以避免“你争我夺”的保护主义势力愈演愈烈。欧美经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比较优势”，世界目前止步不前，它们应该富有最大的责任，而其他国家应该在这方面加强跟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无论是从资金层面还是从人力层面上，都应该建立新的增长点和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经济全球化环境。
我想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能忽视伴随结构调整所出现的“流动性泛滥”的现象。我们的任务可能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不仅要重视银行体系可能产生信贷不断放大的压力，而且还要关注现在有相当一批社会大众，因为目前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和对未来通胀风险加大的预期，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流动性投入到少数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的现象；另外，不仅要遏制没有实业投资方向的“产业资本”不断向“金融资本”转变，去追逐市场上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暂时的财富效应的行为，而且还要纠正出于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对银行放贷的“推波助澜”的政策体系；不仅要疏导少数富裕阶层的大量资金进入到健康的消费渠道来培育中国疲软的内需力量或者鼓励这样的民营资本去扶持企业创新的实业投资渠道，而且更要强化监管措施来减少中国目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大规模的海外投机资本“恶意炒作”的危险等。
总之，如果我们不能够抑制金融危机已经出现的第三阶段的不良症状，那么，中国“流动性泛滥”的结局，不是仅仅停留在以比现在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形式上，而是市场自身承受不了房地产离奇的高价格所产生的集体离场的“羊群效应”给中国带来的全面金融危机的状态。我相信，在“十二五”规划的前期(政府“退市”阶段)，灵活的“有保有压”(保就业和防通胀)的做法依然会成为我们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