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次贷危机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不仅直接冲击我国的外贸出口，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经济结构的观念，动摇了我们过去依赖外需、粗放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进入政策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仿照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做法，提出了以提高劳动者收入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没有见诸国家级的官方正式文件，但学界、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对此非常热心。一些地方政府也从各自的实际与立场出发表达了相关看法，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东。今年9月底，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鲁修禄在向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做《关于我省实施扩大内需情况的报告》时谈到，将积极探索实施广东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建立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相协调等机制。报告指出，近年来广东省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态势，从2000年的45．5％减少到2008年的39．2％。针对这种状况，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索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建立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协调机制，完善公职人员工资增长与当地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逐步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工资共决机制，研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公职人员工资偏低进行“托底”等有效办法。
　　以上是广东省具有官方色彩的地方性倍增计划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观点。它虽然并不具有计划刚性与政策的严肃性，但基本上反映了广东省对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态度与价值取向。结合媒体广泛报道的其他信息，可以看出，在对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上，全国各地的态度基本一致：改革收入分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然而，这样的方案，却与真正的倍增计划相去甚远。因为我们过分强调了倍增计划的结果——收入倍增，而忽略了达到目的的真实手段与路径。也就是说，我们过分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而没有看到，或者说没有充分意识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本身的重点不在单方面提高收入水平，而是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收入倍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我们过分强调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而置经济进步与发展本身于不顾，那么倍增计划就会变成无源之水。
　　为了便于看清倍增计划的实质，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7-1958年的经济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在经济结构、个人消费、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等诸多方面存在偏向性问题。日本政府在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看到了以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济对策。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整套政策组合。具体而言，包括五大任务：一是充实社会资本，扩大民间经济增长基础；二是诱导产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四是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五是缓和双重结构及确保社会安定。目标是1961-1970年实现GNP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
　　到1970年计划期满,日本实际GNP 超过目标大约65%,经济结构也日趋合理化和高端化。1970年代初消费率开始回升,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变,收入增加和分配改善促使“中产阶层意识”加速形成,中产阶级成为稳定日本社会的核心力量。可以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延续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代，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型与全面发展。
　　从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倍增计划的重点在于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来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整体经济的盈利水平，从而达到提高收入水平的目的。其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升级与技术改造投资是重要手段。因此，日本倍增计划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型，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从低端转向高端。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要点：1、倍增计划不是某些人、某些行业、某些部门的计划，而是全国性、全民性的目标；2、收入倍增是真实经济福利的翻番，不是名义收入增加一倍，因此要排除通胀的干扰及其他软性因素的滥竽充数；3、收入倍增来自于经济效率的提升；4、产业转型与技术升级是主要手段；5、人力资本提升、教育投资是产业转型与技术升级的基础与保障，也是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平衡国民收入差距，进而实现整体收入倍增的着力点。
　　与日本相比较，虽然内需不足、仰赖外贸以及产业低级化状态是中日的共同点，但我们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影响不容忽视；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与程度远不及日本；资源配置的行政垄断色彩浓厚；收入分配的市场化与非市场化并存，灰色收入加剧分配不公。
　　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战略：一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率，为收入增长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深化制度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扫除妨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制度障碍。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瓶颈突破，只有在这两方面同时取得实质性进展，才有可能实现收入倍增的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