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20多个省市进行。各地通过“撤村并居”、“农转非”等手段，为地方政府从耕地中挤出城市建设用地份额。因为建设部规定，地方在农村复垦、减少多少建设用地，城市就相应新增多少建设用地，这对地方政府形成政策激励。（《新京报》11月3日）
    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为“圈地运动”，完全符合事实。英国资本主义早期发生过圈地运动，贵族圈占农民租佃的耕地，养羊剪毛赚钱，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得明白，它是“羊吃人”的运动。现在政府圈占农民宅基地、菜地甚至耕地，变相剥夺农民其来有自的权利，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事。
    圈地运动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说穿了，是经济高增长给各地带来的增长冲动。“土地财政”和增长冲动使城市政府拿地卖钱，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拆迁、一地多卖和强拆，向农村延伸，就是当下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表面上看，是无数企业要圈地建厂，实际上是政府要圈地获利，而官员得政绩。
    英国圈地运动推动了毛纺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我们的圈地运动推动了什么样的发展，值得我们好好推敲。现在很多中小城市大办开发区，开发区内工厂云集，但真正投产的没几家，企业止于圈地。大城市有各种名目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区内设光谷、药谷、生物谷、大学科技园，实际上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多被“房地产开发”了。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圈地运动是房地产开发的产物，也是推动房地产开发的动力。大城市开发区越办越多，城区越摊越大，实质是房地产大繁荣。中小城市近几年引进了很多企业，大部分企业意在囤地卖地，土地最终必然用于房地产开发。这些企业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只好虚报产值，这是地方GDP水分的重要来源。
    这种以房地产为支撑的高增长，数字是非常光鲜的，可以使人陶醉。这种发展模式，我们不妨把它简化一下：政府征地拆迁—房地产大开发—经济高增长，经济高增长又反过来推动政府圈地运动，形成由圈地到增长、再由增长到圈地的恶性循环。从数字上看，经济确实高增长了，但它掩盖了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政府忙于征地圈地，已陷自己于不义，大大削弱了治理的权威，降低了治理效率。
    目前国家发展的一个突出困境是，政府财政收入年均以20%%以上增幅增长，而居民收入原地踏步，而且分配差距越拉越大。有人指政府收税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公，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收入分配的困境，很可能跟经济增长的结构密切相关，跟政府征地推动房地产开发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房地产业不仅不增加居民收入，相反它强制居民几十万、几百万地花钱。即使是建筑工人，看起来有了工资收入，但房价、物价越来越高，他们也不是房地产开发的受益者。
    如果说英国圈地运动“见羊不见人”，我们的圈地运动则是“见房不见人”。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而且人口控制的目标峰值是16.5亿，吃饭需要耕地，18亿亩耕地必须确保，圈地运动推动的发展明显不可持续。但这样的发展给了我们光鲜的数字，它以流星划过夜空的光芒催眠人们，构成对各级决策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