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全球印钞运动开始，在汇率未市场化之时，中国进入加息通道将受全球宽松货币的毒害。
11月3日开始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预计将出台新一轮较为保守的量化宽松政策；日本、英国等国有极大的可能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深受全球输入型通胀之害的亚太经济体，如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不得不进入加息周期，抵御通胀。11月2日，印度央行宣布，上调主要利率各25个基点，其中现金回购利率上调至6.25%，反向回购利率上调至5.25%；同一天，澳洲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4.75%，澳元兑美元闻讯飙升100点，最高涨至0.9979，对平价水平发起冲击。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全球经济毒药，如日本一样，没有挽救实体经济，反而酝酿出另一轮资产大泡沫。中国没有跟随澳大利亚、印度加息的前提，是这两个国家基本实现了汇率市场化，因此没建立起外贸依赖经济模式，汇率波动对本国经济影响不大。
印度与德国的汇率政策可以给中国启迪。印度与中国一样，都是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推动印度进行汇率改革的不是顺差是逆差，上世纪80年代晚期的印度，大量依赖海外短期融资。到1991年，由于海湾战争引发国际油价飙升、印度自身财政赤字高企及政局不稳问题相交织，导致外部商业性融资来源迅速枯竭，引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为了挽救依赖国际融资的危局，从1992年开始，印度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一年后汇率并轨，进入市场化时代。印度卢比的可兑换进程是渐进式的，先是放开经常项目可兑换，1992年3月卢比在对外贸易中成为部分可兑换货币，1994年8月又进一步实现了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此后，印度央行逐步放开了资本项目兑换，限制短期债务资本流入，鼓励长期资本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内流。
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什么样的收获，就得付出相应代价。设想如果我国在加入WTO之时，就选择了市场化的汇率模式，那么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出口依赖度急剧上升的经济体。如今势成骑虎，被出口发展模式与就业等因素倒逼，我国不可能实行激进的汇率改革举措。在这方面，德国的汇率市场化模式更具参考价值。
德国属制造大国靠出口立国，上世纪60年代末，庞大的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盈余，使德国面临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国内通胀压力巨大。使德国政府痛下决心实行马克汇率市场化的，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这让德国政府意识到美元信用薄如纸。到1973年，二战后的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不容忽视的是，德国虽是制造大国，但其经济基础坚固、技术与管理先进，并不因为马克升值而降低竞争力。此后，德国实行的是严格的通胀目标制，一切以马克的信用、以维持国内的购买力为主，此后还通过欧元区的建设拓展贸易区间，收获最多的欧元红利。
如果人民币要进入加息通道，首先要做的是维持人民币实际汇率基本稳定，名义汇率可以上下波动。其次，向德国学习藏汇于民，分散巨大的外汇储备压力让民众自主使用，并且在经常账户资本流入的同时，伴随着资本账户、金融账户和储备账户等资本顺利流出，如此一来，高额贸易顺差导致的资本流入难题被有效分解。人民币市场化的核心是有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如果我国的制造业在技术与管理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准，此时升值就不会是迫在眉睫的危机，而是中国经济自然转型的契机。
就货币论货币格局太小，我们需要做的是国内彻底的市场化，国内开放尚未成气候，国外开放就是国际资金收割羊毛的同义词。相信民众，藏汇于民，大幅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出越来越多的人民币投资品种，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进而将人民币分流，国内通胀压力将大为缓解。加快在香港、上海等地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投资品种，培育人民币离岸中心是上选。
只有国内开始第二轮市场转型，实行对内开放重于对外开放的国策，致力于提高政府与企业效率；只有大力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实行通胀目标制，根据内部经济情况加息才有意义。否则，所谓的加息，就是给全球泛滥的货币增加套利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