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吸引世界眼光关注程度之大，前所未有。
　　根据业已披露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形成过程，不仅最高决策层极为重视，而且在凝聚国内外智慧方面也比以往有重大突破。负责筹备《建议》的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先后组织了国内67个部门、上万名专家参与，有针对性地对30个重大课题开展了相关研究；特别是国际上一些关注中国发展的重量级经济学家如斯宾塞、戴蒙德和罗默等人，此次也被吸收进来，就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与中国官员和学者展开深入讨论，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影响的持续扩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大牌经济学家将中国这场经济革命视为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或将改变发展经济学甚至主流经济学的面貌。
　　笔者认为，即将启幕的中国“十二五”规划，如果能真正开启中国经济战略转型之路，则不仅将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史上极具标本意义，而且在形成“中国模式”过程中添上令人信服的一笔。正如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前所说的：“中国发展所带来的系统性、结构性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经济转型正经历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我将赌注押在中国最终能够转型成功上。”
　　斯宾塞先生的乐观，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看好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一系列支撑因素，例如政府在促进经济转型中巨大的行为空间。不过，了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包括各级政府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在经济增长方面已被证明为八段高手，但在如何转型，如何找到转型的切入点以及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制度改革等方面，这些年来的进展与国家和社会的期望却有不小的距离。事实上，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并初步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转型框架；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中国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增长依然是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受到很大压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仍未市场化，而由行政机关定价的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以压低要素价格为特征的行政定价，尽管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却导致了价格的扭曲。因为这些约束条件的存在，所以绝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内生技术进步和集约增长的科学发展。
　　如果说，在中国经济规模和财富蛋糕并不太大的1995年前后，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还可以适度牺牲转型时间窗口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中国GDP登上5万亿美元台阶，且具备较为充裕的物质基础和较强的社会承受力来支撑转型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之后，发展方式变革就不应仅仅是口头上的宣誓，而当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迫切战略命题。
　　可以说，全球都在关注并将持续中国这场迄今为止可能是最复杂经济革命的最终命运。放眼世界经济发展史，无论是欧美和日本，都没有今日中国如此复杂的国情，尤其是如此庞大的人口、悬殊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极为复杂的经济和产业结构。中国还不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可在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便利条件。而且发端于英国、兴盛于美国并以成熟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促进美欧和日本经济和产业升级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而其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最多只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在没有一整套现成的改革理论指导下渐进式探索，并逐步取得进展的。
　　笔者认为，“十二五”以及后续的发展规划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既需要清晰的路线图及与之匹配的政策执行力，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战略高度上重视此次转型的国家意义和世界意义。而要确保成功转型，除了凝聚各界智慧的顶层设计和相关的制度安排之外，也需要各层级的政策执行者全面升级发展思维。
　　欣慰的是，“十二五”规划《建议》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转型路线图，但如何让长期受制于传统增长模式路径依赖的各级各地政府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这张路线图，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涉及的不仅仅是增长模式，还包括政府自身的建设和改革。例如，要尽快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确立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从各国政府改革的历程来看，约束政府的行为，往往说易行难。此外，伴随经济转型过程，还要有相应的产业革命为支撑，中国如不能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环节的地位，显著提高国内消费者收入亦是一句空话。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的改革措施。当然，这同样也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特别是消除地方政府和中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