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世界经济迅速反弹，人们以为金融危机已经远去，然而就在此时，金融危机以来的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后遗症也开始逐步显现：以政府部门的“杠杆化”抵消民间部门“去杠杆化”；以大规模货币刺激弥补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融资功能的“失血”，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却引发了金融风险的财政化和金融风险的货币化，其中2010年上半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下半年的“货币混战”成为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两大主导力量。
2010年一季度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热点，莫过于希腊债务危机拉响了各国主权政府债务风险的警报，全球金融风险重心移至欧洲。为应对危机，各国普遍实施力度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举债力度，然而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许多发达国家由来已久的财政脆弱性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主权债务风险不断积聚。主权债务问题正成为困扰发达国家的普遍性难题，并成为二战后发达经济体的政府负债率上升最快，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根据OECD估计，西方发达国家反周期的财政支出几乎占赤字增加量的1/3，发行4.5万亿美元的债务，几乎等于此前5年年均债务发行量的3倍。财政赤字水平较危机前都大幅提高，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
2009年12月，三大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纷纷调降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2010年4、5月间，危机进一步蔓延至“欧猪五国”，并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的担心已经转化为主权融资市场的压力，全球资金避险情绪再度紧张，全球金融市场再度大幅震荡。其中，欧洲货币遭受投机冲击，一度跌至四年新低，欧元深陷货币信用危机，欧洲和IMF启动联合金融救援机制。不过，后来尽管宣布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证券购买计划有助于部分地缓解了欧元区债券市场较为严重的压力，但这种效果最近已经逐渐消失。8月以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猪五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国债收益率利差一路走高，除希腊外，皆已超过银行压力测试前水平，显示市场对欧洲某些国家主权债务和银行系统仍存有担忧，主权债务风险仍未远去。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各国的经济复苏步伐分化加剧，发达经济体复苏动力明显减弱，欧洲多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多数发达国家面临财政紧缩或财政重建的过程，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呼之欲出。
全球四大央行（美、日、欧、英）延续货币扩张的主基调，各国央行直接投放基础货币，央行资产负债表迅速膨胀。以美联储为例，危机爆发至10月初，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规模由2007年6月的8993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3131亿美元，两年多时间增长了2.57倍。与美国相似，英国央行资产规模也增加了近一倍，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也扩张了30%以上。受货币推动，全球市场信心得以迅速恢复，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复又重现。衡量流动性的3个月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LIBOR）与3个月美国国债利率差距的TED利差持续走低，6个月和12个月美元LIBOR利率分别为0.45%和0.77%，不及危机前的1/6。以M2口径衡量，2000年，发达国家M2为4.5万亿美元，2008年升至9万亿美元，而今发达国家M2已升至10万亿美元，全球流动性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
发达国家放纵的货币政策，扰动了全球货币和汇率体系，以美国宣布即将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和日本央行直接干预汇市为标志，下半年全球陷入由各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冲突而引发的动荡之中。发达国家深陷通缩之苦，试图开闸放水，刺激通胀预期，这样海量的货币涌向世界，新兴经济体沦为资本逐利对象，资产泡沫被迅速吹大，一些不堪资本流入压力的新兴经济体已经开始行动，试图筑起高垒，阻止流动性冲击本国经济和本国货币稳定。
10月初，泰国政府宣布，将对外资投资当地债券的收益征收15%的利得税，旨在遏制热钱过快涌入引发的剧烈市场波动；而在中国香港，当局近期推出了一揽子监管措施，防止楼市出现泡沫化倾向；新加坡近期则通过扩大本币汇价波动区间来应对通胀威胁。在本轮干预中最为领先的巴西为了抑制热钱流入过快，将对外资课征的所谓外国投资税的税率由4%上调至6%，政府同时调升外资在期货市场交易保证金的税率，由0.38%升至6%，一场新兴经济体抵御国际资本冲击的阻击战已经打响。
回首2010，全球金融局势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动荡？各国的决策者，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需要认真的反思和警醒：事实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摆脱经济低迷，“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的逆势扩张，似乎更符合摆脱危机的需要。
然而，事实证明，救市政策的成本十分巨大，2010年以来反危机政策的后遗症初步显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量化宽松政策及其各国之间的政策冲突而引发的货币战争轮番上演，这恐怕不能归咎于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恢复过慢，为保证本国经济复苏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实施的不计成本的政策才是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