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把时间跨度从2003年拉伸至当下，会发现中国物价上涨主要来自城市服务性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食品价格上涨的推动。
　　故此，中国式通胀的逻辑线条变得异常清晰。
　　第一条线条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楼市飙涨)——城市服务性价格快速上涨。商业中最大的成本来自地价，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百货商店的销售价格比网购商品的价格贵出好几倍，在中国销售的品牌商品的价格比西方国家的售价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六十。
　　第二条线条是：城市生活成本快速抬升——城市用工涨薪需求——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涨——农产品价格趋势性上涨。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数据来分析近年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与劳动密集型程度呈现显著正相关，暗示农产品价格上涨远非结构性原因——气候、灾害而减产，而是劳动力成本上扬。可以看到蔬菜、棉花等劳动力耗费多的作物的价格涨幅远高于小麦、稻谷。
　　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的因素有哪些呢。
　　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拐点的确在迫近，研究认为这个点在2015年。
　　经济学上讲，当经济体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有可能会加速上升。因为这意味着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在学界争论很多。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也同样存在争论。
　　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当拐点临近和到来时，所引发的工资上涨应是像“沙丘”一样平缓和持续的过程，日本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但中国蓝领工人的薪酬自2006年以来的上涨却像“峭壁”一样陡峭。
　　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更均匀、更持续一些，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因为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可以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变得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刘易斯也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所以，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的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
　　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土地和地产近年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当然要被迫倒逼着推动工资上涨。这种东西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上涨。反转过来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更多资金从实体出走，推动着资产价格更快速度的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