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治周末》报道，10月13日上午，国土资源部通报了5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其中包括四川省简阳市政府违法批地案。此前，简阳市所属的地级市资阳市已为此事开出了一份罚单：简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段成武党内警告处分，调离市长岗位；此外，包括一名副市长和国土局局长在内的多名官员被给予纪律处分。段成武是8月18日被宣布免职的，但却同时得到了当地组织部门的“高度评价”。而在8月24日，他在资阳市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被任命为资阳财政局局长。
　　简阳市政府违法批地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良影响，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市长却能一边接受党纪处分，一边得到“高度评价”，这是怎么回事？更为蹊跷的是，这个受了处分的干部不到一周就公然复出，由一个县级市的市长到一个地级市的财政局局长，级别虽没变，但显然是在更大的舞台上得到了“重用”。这又是什么样的官场逻辑？
　　在外人的眼里，段成武的仕途轨迹有些怪异，但在能够决定他去留的上级领导眼里，这件事却是势所必至，理所应当。从8月18日当地组织部长的讲话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上级对段成武的看法。段成武在违法批地中所犯的过失并没有被重点言及，反倒是其“政绩”得到了醒目强调，说是在他担任简阳市市长期间，简阳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段成武同志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这样的铺垫，他的闪电复出也就水到渠成了。
　　从一个官员的个人进退，可以窥见地方政府在干部任用和行政审批中的微妙心态。首先，土地违法审批虽然被民间视为严重的非法行政行为，是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畸形走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同时也被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三令五申地谋求根治，可是在已形成“土地财政”依赖的地方政府眼里，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有些官员甚至会认为：如果不在土地审批问题上想点“从权”的办法，怎么能加快土地的开发使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呢？所以地方查处此类问题的态度总体上并不积极，即使有些地方“运气不好”被上级查到了，在处理相关官员时也是煞费苦心，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并不真正伤其筋骨。其次，地方政府的一些介于违法和合法模糊地带的“敏感”决策往往都是“集体决定”的，而且未必没有与上级领导取得默契。东窗事发之后被问责，也是一干人共同承担责任，不会一个人吃不了兜着走。而其直接领导对于那些善于搞经济、勇于“打冲锋”的干部常有回护之心，否则到了另一个需要“攻坚”的所在，可能就再也没有人披坚执锐了。
　　回头来看，资阳市对段成武的处置就很有技巧：只有“党内警告处分”算是一项惩戒措施，但又并不能制约受处分者的另有任用。而在段成武去职一事上，用的不是“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甚至不是“免职”，而是“调离市长岗位”。这样一来，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十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就再也无法挡住其平级调动了。可以说，资阳方面处理此事的做法很老到，虽然去职一周就复出显得刺眼，但在程序上并没有留下明显的破绽。公众纵然有一万个不满意，似乎也很难找到有力的抓手改变事件的进程。
　　以往有些被问责的官员闪电复出，在汹汹民意的讨伐下再度落马。而对段成武的问责看上去像是明贬暗褒、愚弄民意的“戏法”，它明白无误地折射出土地违法的问责不力。10月13日，国土资源部还对社会通报了2010年前三季度国土资源领域违法违规形势：基层政府在国土资源违法违规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主导地位。如果违法官员总是在官场心照不宣的法则下得到庇护，如果问责程序总是在“能吏”的闪展腾挪中被消解，问责还有多大的意义？土地违法狂潮如何得以遏制？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作答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