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未来经济社会如何做出重大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是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迟福林说：“改革将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
问：为何强调未来几年是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迟福林：“十二五”期间，中国改革的内外环境将发生深刻变化。从外部环境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下，中国改革发展至少面临三大挑战：外部市场需求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即使有所恢复，也不是原来数量的简单恢复，而将伴随着重大的结构调整；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压力逐步增加；世界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动对我国开放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三大变化迫使我们要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求对外开放的新突破，与此同时，要把改革发展的立足点放到扩大内需基础上。
从内部环境看，我国改革发展“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现实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和危机，要清醒认识我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5年。可以预见，发展方式转变必将引起复杂深刻的社会变化。
所以，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我们必须做出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即“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
问：如何理解改革对“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迟福林：“十二五”改革攻坚的总体思路，就是推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多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一是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坚持“先易后难”，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必须要“大力推进”；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稳妥推进”；三是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以要“加快推进”。这三个“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推进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依赖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加快推进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
全面改革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基本要求。比如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要促进国民收入结构调整，社会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文化体制改革要推进国家软实力提升等。
问：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迟福林：“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与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联系，又存在明显的区别。比如“九五”期间，提出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但是现在的转变远不是这样的。从追求经济总量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由国家增长优先转变为富民优先发展，由投资生产主导到消费为主导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选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扩大内需为总体目标，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环节，以深化市场化改革为基本路径，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推进以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十二五”是我国社会转型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实现平稳转型，关键在于对社会问题的估计与改革决策的选择。如果能够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进“十二五”的社会体制改革，就能够为后危机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为推进和谐社会建立制度保障。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方式转型的更大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十二五”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能否实现重大突破。
问：有人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处于改革深水区，您认为如何推进中国的改革？
迟福林：我认为，无论是改革动力的凝聚，还是改革勇气和魄力的形成，最终都取决于改革行动。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完全符合实际需求。
这次改革涉及各种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形成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基本共识，才能凝聚改革动力。只有实现改革发展理念的转变，才能形成改革勇气和魄力，比如从“国强”转向“民富”。
“十二五”改革处于我国历史转折的重要时期。改革攻坚不仅仅在于关乎我国未来5年的发展，更在于对我国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的深远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5年。如何科学把握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十二五”改革，是现实和未来赋予的重大历史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