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的表述让人眼前一亮。这句话的深层次含义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我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只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就经济领域而言，公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以上任何一项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且都具有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即加快政府转型，被排在了首位。其道理不言自明。无论是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价格，还是社会事业体制方面的改革，哪一项少得了政府参与？没有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甚至先行探索，诸多领域的行政制约因素难以消除。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更大挑战不是来自经济社会本身，而是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一旦行政体制改革出现滞后，必将制约“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政府之转型，要解决政府角色定位的问题。大力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应该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心之一，即政府必须由原来的以管治为主题的治理过程转变为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过程，从而更好地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实施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并非无所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该做的绝不“缺位”，不该做的绝不“越位”。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要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应该轻易介入；只有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应该干预。
　　即使政府出手，也要尽量多采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少采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固然直接，但长期来看未必有效，且副作用较大，反而对中国整体经济运行和产业发展不利。如果政府的作用发挥不当，不遵循市场规律，就会产生消极后果。
　　下一个五年规划正处于启动阶段，如何避免供求失衡、价格扭曲、竞争不足，仍是长期目标。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尤为可期。
　　总而言之，“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政府是否真正转型密不可分。同时，一个廉洁、高效、法治的政府惠及的将不只是下一个5年，而是下一个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