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呼之欲出，美元超额投放以及美元大幅贬值引发的主要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与无序调整，不仅扰乱了全球货币秩序，也将使各国货币政策博弈更趋复杂。而中国央行突然加息则更表明捍卫货币政策立场，中国经济与财富的保卫战已经打响。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应该具有更加独立的自主性，而非被发达国家绑定，更不应该为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失当埋单。目前流入20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游资无论速度和规模均超过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据估计，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流入这20个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资本折合成年均数字达到5750亿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游资78.6%都流向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货币构成升值压力、埋下通货膨胀隐患。数据显示，在20个新兴经济体中有近2/3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压力极其巨大。据美林预计，今年中、印、俄、巴四国的通胀率将分别为3.2%、7.9%、6.1%和5.0%。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是以出口导向型或资源驱动型的经济体，资本流入也加大了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此外，美国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这些国家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严重恶化。而对于那些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中一般以美元为主要币种，在美国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后，其国内或者区内必然是本币被动投放过多，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新兴经济体国家政策普遍面临两难。
对于中国而言，美元大幅贬值也是对中国国家财富的严重稀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各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平均比重为62%。中国的美元资产比重如以65%计算，则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2.64万亿外汇储备，这其中中约有1.7万亿的美元资产。如果按照未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5%计算，据此计算，至2010年底，今年中国美元资产汇率损失为514-856亿美元的账面损失。
美元主动贬值，人民币“被动升值”导致热钱加快流入。9月初美联储表示将推行进一步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来,美元对一篮子重要货币的汇率已下跌约6.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涨1.74%，亦创出汇改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在全球量化宽松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流入中国的境外短期资本大规模增加。以获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加速流入，是我国三季度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近期来看，我国仍面临较大资金流入压力，可能通过外贸、外资、银行等渠道传导，加大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
美元贬值导致以美元作为计价货币的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国际基本金属、黄金、原油、农产品等期货持续走强，增加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的上升。8月以来，我国购进价格指数扭转前两个月的大幅下降趋势，环比上升了10.1%，9月再度攀升至65.3的高位，输入型通胀的不确定性增加，加大了我国通胀预期的管理难度。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面临严峻挑战，货币供给不仅会受到内部需求增长的影响，还会受到外部经济扩张的特殊影响，中国货币供给内生化趋势增强。尤其近几年，对非货币金融机构债权和外汇占款对货币供给产生的影响较大。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储备迅猛增加，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从历史经验看，自中国经济的外向性形成之后，通胀压力、资本流入、货币升值这种“不可能三角困境”也成为并行出现的问题。
中国如何兼顾内外平衡，如何兼顾短期增长与长期利益，采取何种“政策组合以趋利避害，将协调成本降至最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在全球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蓄水池”。9月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达到69.64万亿元，M2/GDP将近200%左右，而美国这一比例只有0.6倍，日本、韩国不过1倍左右。对于中国而言，日本的“前车之鉴”不得不需要高度警醒。当年以日元大幅升值为起点，日本货币政策在广场协议后被美国绑架，陆续出台不合时宜的利率政策，催生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资产泡沫，并在1990年被戳破。在之后5年期间，日本全国资产损失达800万亿日元，接近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日本陷入了“衰落的十年”。
央行三年来首次加息，尽管加息幅度不大，但表明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加强独立性和前瞻性的立场，对于“货币战争”，中国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