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在恢复性增长中逐渐走低和ＣＰＩ的逐月上扬，关于加息的争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甚至一些在央行任职的重量级人物也以个人名义建议央行提高存款利率。从政策执行看，央行在上半年连续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管理通胀预期和回收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０．２５个百分点，由现行的２．２５％提高到２．５０％；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０．２５个百分点，由现行的５．３１％提高到５．５６％；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据此相应调整。
　　此前，有个重要信息表明了央行继续选择数量型工具的政策取向，央行于１２日上午通知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以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将提高这６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５０个基点。这已经是央行今年以来第四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提议加息人士的一个强烈理由，即目前实际负利率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遏制资产泡沫的泛滥都很不利。因此，恰当地认识负利率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未来选择加息及货币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负利率，是指通货膨胀率高过银行存款利率。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只把钱存在银行里，则财富非但没有增加，反而随着物价上涨缩水了，这就是所谓的存款实际收益为“负”的负利率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出现过３次负利率时期。从历史上看，在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０１０年８月这２４０个月中，约有８０个月出现了负利率现象，平均持续２０个月左右。当前，我国经济又再度进入负利率时期。目前的一年期存款利率为２．２５％，相对于７月份３．３％的ＣＰＩ水平，即实际存款利率已出现了－１．０５％的水平。对中国储户而言，这意味着约１．６万亿的银行存款利息收益损失。
　　从理论分析和实际运行看，负利率会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分流下降，并因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降低，导致投资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速扩张而引发经济过热。负利率还会致使资金更多流入资产领域，从而推高资产价格，诱发资产泡沫。有关实证研究发现，正是在上一次持续负利率状态下，资产价格出现了大幅飙升。例如，当２００７年出现了物价快速上涨、负利率变得较为严重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恰好迎来价格猛涨时期。
　　从政策工具选择看，如果要为了消除负利率而加息的话，就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负利率的作用。分析后发现，倡议加息者很可能是过于夸大了负利率在经济中的实际作用。例如，负利率的确导致更多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对推高房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处在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居民的需求、现行土地制度、外资等诸多因素无一不在拉高房价。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为正值，近些年飙升的房价也会促使更多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因为房价的提升幅度远高于利率几个点的成本。再比如，负利率也诱发了企业的投资扩张，可投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与现行的存贷差有关。由于我国银行体系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存贷差水平。在价格垄断和市场垄断格局下，银行只要扩大贷款投放，就可以轻松获利。银行始终有强烈的信贷扩张冲动，而且贷款大多投向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基建项目。银行与企业、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格局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粗放。
　　正因为负利率只是造成目前经济中不合理现象的因素之一，而且可以说并非第一位的原因，因此，央行在选择加息问题上迟迟没有“出手”。纵向观察，央行历史上对于负利率一直具有很强的容忍度，相信这也是一个综合权衡考虑的结果。因此，央行在选择加息时机和幅度时肯定也并不太参考负利率的情况，而更多的是参考宏观经济走势与国际经济因素。
　　从国际范围看，在一项经济学家针对２５个新兴经济国家的跟踪调查中，有近２／３的国家实际利率为负值。这说明在抗击这场“百年不遇”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目前的负利率现象是全球范围内的，而非中国独有现象。而且发达国家经济回暖晚于我国，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也高于我国。为了刺激经济，发达国家可能会保持较长时间的低利率水平。１０月５日，日本央行调降利率，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现行的０．１％降到零至０．１％，这是日本央行时隔４年多来再次实施零利率政策。显然，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环境对我国利率政策也产生较大制约。我国利率政策几乎不可能背离主要国际货币的利率走向。加息的另一大问题是使得国内利率水平更加高于发达国家，势必进一步引发国际游资涌入中国。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可按照利率平价理论，本国利率在高于外国利率时会造成本国货币近期升值。
　　总之，加息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结果，而不会是解决负利率问题的唯一方案。负利率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克服负利率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宏观上，要采取综合性措施调控资产价格，优化经济结构，就如同目前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一样；从微观上，个人要增加理财手段和投资渠道，优化资产配置；对存款相对“刚性”的低收入阶层，还须采取其他社会保障手段等缓解负利率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