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技术创新需要政策保障。政策创新需要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需要在国家、机构、居民及国际资本间进行和谐分配，才能吸引人才，才能技术创新，才能提高节能减排效率，才能改变增长方式。制度安排在于人心的趋向，聚财散人，散财聚人。用人先用财，将人才后顾之忧化解。
　　考察美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其一条持续的互相强化的产业发展链条：全球最好的人才聚集机制，人才聚集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生产率提高，生产率提高提高全球竞争力，从而实现大大低于全球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商品与服务体系。美国经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成功转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科技与金融成为美国实现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手段。当科技与金融掌握在美国手中时，美国才能通过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形式将商品交易证券化、通过全球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将货币交易证券化、通过全球的资本中心和货币政策调整定价资产定价水平，进而实现在资本市场的全球性的剩余价值转移。
　　因此，在经济、金融和资本全球化的今天，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与否，在于调整结构后能否成功实现全球性的剩余价值向我转移，即我们能否实现低于全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生产与服务贸易。只有提高生产率，中国才能以低于全球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商品与服务，才有可能促使国际商品、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剩余价值向我转移。只有剩余价值向我转移，中国才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将财富之蛋糕做大，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收入分配问题。因为一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是技术水平，国内的团结与否，也是重要的综合国力。要实现和谐的团结，需要和谐的分配。在许多领域还没有实现高于全球平均的生产率或者低于全球平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时候，内部的和谐分配，可能是实现综合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分配不仅是现金的收入，还有许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比如医疗保障，比如社会保险，比如失业保险，比如教育免费等等，都是分配的概念范围和核心内容。
　　能够主导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凝聚人心，提升生产力水平的，是国家的政策、制度与法律。因此，建立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保障机制、制度、法律，比引进外资更重要。比如，中国汽车产业已是主导产业，但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国内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原因，利润的大头却被国际汽车厂商转移走了。中国在汽车产业中付出了劳动、土地、资本、环境的代价，但没能掌握高于国际水平的关键核心技术，只能将利润拱手相让于国际资本。南方某合资汽车企业工人提高分配水平的要求，虽然有所进展，但并没有改变在汽车等产业上剩余价值大量转移到国际资本手中的现实。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标志，一是技术水平提高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以破坏环境、健康、土地、空气等为代价，三是更多价值实现要与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和谐一致。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第一个标志，是生产率提高下的劳动时间减少和劳动强度减轻，劳动者从重体力劳动和重劳力劳动中解放，对就业者来讲，是身心消耗角度的福利提升。近年来，我们在节假日、年休假的安排上，已有显著进步，这与三十年来生产率提高密切相关，因为生产率提高是单位时间和单位能耗物耗下的更多产出，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增加与实际的福利水平提升相关。产业结构调整成功的第二个标志，是山清水秀，大家在休闲时间有真正的消费去处。由于历史与经验等原因，前三十年在发展过程中，多重视GDP和利润等产出，少考虑环境方面的代价，造成了水土空气等资源的污染或者浪费。科学发展不仅是提高生产率，还得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所以，考察转变增长方式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志之二，就是当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是否和谐。如果高产出伴随高污染，环境代价将直接抵消在经济成就方面的业绩。
　　当然，如果生产率提高的好处只有政府、国际资本或者厂商所得，劳动者与技术进步无关，就会在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拉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一旦拉大，社会的不满指数就会上升，将会引发经济条件改善下的情绪或心理福利下降。不满指数是一种负面效能，会破坏技术进步带来的正面效能，如果积累不断增加，就会加大不稳定因素。这一点决定了，如何在生产率提高、环境友好的条件下，增加和谐分配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建立在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居民感到幸福，才是转型成功的核心指标。那居民感到幸福的指标是怎么衡量呢？归纳起来，不外乎有工作做，有闲暇休息，有工资有奖金，还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还有总收入的指数起码不比物价指数涨得低。诚如是，则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会得到最广大的民众的欢迎与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