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网上流传着来自北海的一张图片，里面是一份文件，名为《关于协助做好银滩改造拆迁户尽快签订协议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的“五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采取非常办法、非常措施、非常力度、非常政策、非常速度，限期完成银滩改造被拆迁户120多户协议签订工作。”从媒体陆续披露的新闻事实来看，这五大“非常”的背后实则是两个字：非法。
　　首先是北海推行的“株连式拆迁”实属违法。据《中国青年报》披露，家住白虎头村文教路的李女士是2009年4月跟政府签署拆迁协议的，“我有个女儿在北海市内教书，如果我不签，教育局就说把我女儿调到山区去教书。”李女士的这种无奈也发生在其他被拆迁户身上，他们同样被“株连式拆迁”。舆论曾对此大加鞭笞，甚至连北海当地官员也承认这种“非常措施”违法。然而，公众至今并未看到有任何责任人因为“株连式拆迁”而受到处罚。
　　其次，是北海为商业利益而搞行政拆迁，也涉嫌违法。根据报道，北海的强拆行动系为建设“高级酒店和商业娱乐街区”而征地。由此引发的拆迁理应为“商业拆迁”，因为征地的目的是商业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在商业拆迁中，地方政府理应居中立立场，而由开发商与村民走到前台自由协商。但事实却是，冲在拆迁第一线的恰恰是当地政府，开发商反而隐身于幕后。
　　这样的“非常政策”实则也是众多拆迁冲突的根源：政府以行政拆迁征收土地，转手以商业拆迁出让土地。如此一本万利的“生意”——既能保障财政增收，又能实现地区发展的目标，政府自然乐而为之。只是，权益受损的村民往往不肯就范，纠纷由此而生。
　　再者，北海以行政遮蔽社会，侵犯村民自治权，亦属违法。白虎头村多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抵制政府的征用行为。但银滩镇党委书记周善鲲认为，“这些村民代表大会均不合法”，其理由在于，“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须由村两委会(党委会和村委会)提议，党员大会审议……”事实上，村党委会并非村民代表大会的前置条件。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议、村民代表大会只需要村委会提议、或者10人以上的村民提议，就应召开。银滩镇这位周书记，自立家规，滥设许可——这也是一种违法。至于还发生了该镇镇长要求村委会主任交出公章，更是行政权干涉自治权典型例证。
　　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一种，与行政机关并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村委会行使村民自治权，二者有着明显的法律边界。视村委会主任为其下属，勒令交出公章，要求服从领导，实乃法盲表现。在社会建设日益发展的当下，三十多年前“全能政府”思维理应抛弃。尊重并自觉维护村民自治这项社会权力，应成为所有行政官员的共识和底线。
　　稳定、和谐、法治的社会，原本不需要那么多的“非常”。“非常”之举，若非出现在法定的“紧急状态”下，其中大多必然隐含着或多或少的非法。对于公民而言，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法律保障的，就是稳定的，可预期的，“不非常的”生活。一些地方政府以“非常”对付公民，原有的法律秩序被破坏，则极易引发公民的“非常对抗”。
　　常态社会，“非常”之举，还是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