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再创年内新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究竟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政策将何去何从？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华夏时报》：您同意所谓CPI数据已经到顶的观点吗？
苏海南：CPI是否已到顶，现在尚很难说。虽然中央正大力加强调控，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难保证CPI今后一段时期不会继续上涨，所以我们不应轻言CPI已经到顶。这有利于我们保持高度警惕，能够及时予以积极有效的应对。
《华夏时报》：在工资性收入增长停滞或者增长异常缓慢的情况下，CPI持续创新高对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显然将造成影响，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苏海南：这种影响肯定是不好的。如果CPI特别是其中食品类价格快速上涨，将直接影响到那些低端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因为他们可能每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或更低的收入，本来其家庭恩格尔系数就已经达到60%到70%了，如果食品类价格过快上涨，他们的几乎全部收入可能都会被迫用来购买食品，别的方面的支出将所剩无几。
其中，有些极低收入者甚至连购买基本食品的钱都不够，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将明显恶化。那些偏低收入者和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品质或生活支出结构也都同样会受到CPI过快上涨的严重冲击，他们生存需求之外的个人发展和生活享受需求都将受到更多制约。
这三方面群体的生活质量由于CPI过快上涨和工资增长缓慢而受到不同程度冲击，将进一步压缩内需可以扩大的空间，因为他们本来不多的薪水将必须有更多部分用于购买价格过快上涨的食品类商品，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换句话说，社会的小康程度或部分社会群体的较富裕程度将相应降低。如果CPI持续过快上涨和工资持续不增长，那些现在比较富裕或全面小康的群体将掉落为小康群体，小康群体则有可能掉落为比较贫困的群体，比较贫困群体将掉落为严重贫困群体。因此，如果CPI持续过快上涨，甚至发展成严重的通胀，不但将对很多人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也将对消费市场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到生产链条，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正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和防止发生的问题。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加息可能使得出口形势更加严峻，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压力，这种压力将直接导致失业，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苏海南：我不这么看。把加息等同于造成失业，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说法言之过重了。适当的合理的加息，应不会造成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合理适度加息，同时金融机构真正开通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渠道，为其提供贷款便利，比如虽然加息一个百分点，但对中小企业贷款却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便利和宽限，我想就不至于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并立刻转化为失业，更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但如果加息太猛，而早应建立的中小企业银行，又始终不见动静，国有大银行又不提供必要支持，迫使中小企业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所谓地下钱庄，那些高利贷，那当然就会雪上加霜，可能造成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
因此，观察当前总体市场环境，我认为如果到了该适当加息的时候，那就不应当再犹豫。同时对于中小企业要有额外的贷款支持。总之，我们不应当把加息简单看成是洪水猛兽。
《华夏时报》：许多人担心为了防通胀，政策趋向可能转变，这是否有可能成为阻碍劳动者工资增长的趋向？
苏海南：是的，现在隐隐约约可以感到有这种声音，进而影响政府相关政策及其制定可能发生一定变化。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今年两会前和两会期间，还有今年上半年，中央领导和一些社会舆论，都普遍在呼吁要提高“两个比重”，要合理增加劳动者工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至今年7、8月，由于二季度经济运行速度稍有减慢，对三、四季度经济是否回落有所担忧，渐渐地，提高“两个比重”的调子有所降低。现在，更有观点认为，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要增加工资，而是如何保企业、保就业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持原有的看法：不应把保企业、保就业与合理适度增加工资对立起来。因为中央一再申明，国家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结构、转方式。中央领导也一再说，要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调整经济结构的首要位置。这里就包含了提高“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合理增加工资等相关内容。
所以，只要是在经济发展、GDP继续增长、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之上，合理增加工资，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之一。这一点不应发生动摇。
那种认为增加工资就会进一步推动通胀、影响就业、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观点，我认为是片面的。我们都知道通胀一般都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所造成的，或是某些方面商品供求短缺和囤积居奇垄断市场所造成的，并非由于老百姓收入增加所造成的。除非劳动者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过快大幅度增长，政府又多印钞票，才会形成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胀。目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防通胀不应首先防在控制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长上面，而是应该首先找准当前可能引发通胀的源头。比如，该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时，就应该控制；又如那些“蒜你狠”、“豆你玩”的食品价格上涨过快，就应控制这些食品价格;实际上，近期政府一采取措施，这些食品价格就回落了。
从宏观上来看，这些年，是利润侵蚀了工资，农民在收入方面更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给他们适当合理地增加一些收入，带有一定还账的性质，是不会影响到就业，也不会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的。何况今年一、二季度GDP仍有较快增长，下半年也没有大幅下降的趋势。因此，现在具备继续合理提高工资，提高居民收入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片面过分地涨薪，除了前些时候部分外企、民企劳动者有所谓涨薪浪花外，并未形成所谓的“涨薪潮”。所以，不要把保企业、保就业、保增长的条件简单聚焦在控制工资、收入的合理增长之上。
当前，“十一五”马上要结束，“十二五”即将开始，我认为还是要把企业的生存发展、就业、工资和居民收入增加等统筹考虑，将其有机结合起来，只要“蛋糕”能做大，就应让老百姓收入有相应的增加。这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和保持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一有经济发展速度的些微波动，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职工工资、居民收入的增长，而不是想其他的应对之策，是无法真正实行和实现经济结构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的，也是无法实行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的。
《华夏时报》：在CPI有可能继续走高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期待怎样明确的有关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政策指向？
苏海南：首先要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指示精神，把合理适度适时提高职工工资、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展开专题研究分析提高居民收入、职工工资与GDP增长、就业以及CPI上涨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把握好合理提高工资收入的度;在这一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把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和居民收入、工资水平增速的量化指标纳入“十二五”规划，作为预期性指标，引领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此同时，统筹研究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标本兼治措施，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改革来逐步理顺分配关系，遏制收入差距扩大和规范分配秩序。这里，政府要下决心，老百姓要有耐心，各方面要齐心，就能够实现劳动者收入的合理适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