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于今天在北京结束,此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的建议》。作为反映执政党未来五年执政意志的指导性文件,“十二五”规划建议和相关公报虽然仍未披露,但早已为各界瞩目。公众期待规划建议能于纷繁复杂的转型局面中提出洞见,在艰深的“后改革”时代为各领域重启改革找到动力,此情形尤以当下为切。 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虽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机制自1953年起延用至今,但过去的五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殊为不同的体验。一方面,中国经历了包括汶川大地震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以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又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即将举办广州亚运会,并且在今年二季度超越意、法、英、德、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和中国自身发展信心的提升。 在这一系列外部事件的催化之下,中国社会的转型道路将如何继续,是社会认知并不清晰的时代命题。于此,“十二五”规划成为今年以来颇有热度的政经话题,集中了各界对中国下一步发展走向的焦灼期待,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了需要重申理念和再聚共识的时候。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是否能回应这种普遍关切,直面现实、跳出窠臼、理顺思路、凝聚人心,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年的发展大势。 近年来,一个通常的提法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打攻坚战。这不仅是一种宏观的政策观察,同时也是一种微观的公众感知,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意识和体制背景,这同样是“十二五”规划这样的国家中短期发展规划所不能忽略的前提。因此,“十二五”规划不会流于纯粹的经济发展技术性方案,而有必要从重启深层改革的角度,对“十二五”规划的历史重任予以特别明晰,给未来五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发展输入强劲动力。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30年来所积压的一些影响全局和长远的改革任务,将在未来五年蓄势待发,这既是重大的机遇,更是严峻的挑战,非有清醒而富于远见的谋划不能应对。但以近年来改革事业的现实处境来看,徒有精神上的自我鞭策已难以激发动力。经济上,“国进民退”虽为辟谣者视为风声鹤唳,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劣,市场不公平竞争等问题依然突出,行政垄断仍然随处可见,而贫富差距的警示不断,基于地方政府土地依赖而激发的房地产泡沫,已经触及民生和民心的痛处,但并不能阻止地方官员暗中奉其为发展模式之一部分。 “十二五”规划所展望的未来五年,不可能等同于改革以来任何一个寻常的五年规划,其所站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这将是国家和社会发展必须完成的再一次转型。与过去逐步释放经济活力,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不同的是,再次转型所要面对的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和社会心理都将呈现更为复杂联动的状态,其所累积的体制压力也必然深广得多。在此情形下,一个回应公众关切、重启改革议程的“十二五”规划思路,无疑将是国家发展之幸和社会民众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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