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发生整整一个月以后，抚州市委决定免去邱建国、苏建国的职务。这两位宜黄强人此前分任该县县委书记和县委副书记、县长要职。这次免职事件再一次把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宜黄事件推向第二个高潮。与第一次风波不同的是，宜黄问责赢得了广泛的赞许。这样的反应代表了此类事件的“中国式宽容”：尽管因公权滥用造成严重伤民后果，舆论大哗，但一旦得到组织程序性的责任追究，不管追究到什么程度，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修复了被伤害的民意。满足如此容易，一是因为民意对政府的批评监督带有很大的善意，不愿让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政府太难堪；二是长期以来，因管理冲突而发生的官民纠纷，板子打在官者身上的微乎其微(拆迁纠纷尤是)。这样的宽容多数时候有利于和缓社会矛盾，使社会趋于理性，但有时候也造成忍让和退缩，使问责走过场，让戴罪之身的去职官员咸鱼翻身，甚而至于助长被问责事件的反弹。
　　眼下，宜黄事件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反扑”。
　　近日，宜黄县政府一位官员投书媒体，对强拆自焚事件中的政府责任进行辩解，认为强拆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发展带来了“崭新的中国”；指责媒体主观臆断，“笔杆子杀人”。这种言论有很大的迷惑性，代表了包括被免职官员在内的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对宜黄问责的不满。当然，出现这种与上级处理结果截然相反的论调，与问责事件本身的缺陷是有关联的。
　　12日晚，央视新闻1+1栏目播出专家访谈，对宜黄问责的缺憾或者说疑点，做出清醒的反思。节目认为，宜黄问责既没有对书记县长的免职原因作交代，更没有对强拆自焚事件的责任真相有任何说法。这样的问责“语焉不详”，必然带来公众和被处分干部的困惑。因为在事发之后不久，抚州市委曾经向新华社递送过一个稿子，当时市委的意见认为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并没有非法的地方。既然上级当时认为“没有非法”，现在决定中也没有“错在哪里”，那如此严厉的罢官就可能让被处分官员有“当了替罪羊”似的悲壮，让公众觉得“与其说是钟家的胜利，不如说是记者的胜利”。
　　在这样的氛围中，出现为宜黄自焚事件、为当地落马的官员“鸣冤叫屈”，对自焚者的“自作自受”不寄予丝毫同情的“官员自白书”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们当然不能过于苛求刚刚在拆迁领域“祭刀”的宜黄问责。比之其他一些地区的强拆伤民事件最终不了了之的现状，宜黄上级组织的用心显然是百姓乐见的，真如学者所言“虽不具历史意义但有着风向标价值”。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一时的痛快。如果宜黄问责就这么“语焉不详”地演变成一场危机公关，一次技术切割，而不在执政的思想和价值层面做彻底的拨乱反正，那么，“强拆红与黑”的争论，不仅将继续在基层一级干部中引起治理思维的混乱、迷茫，而且还会葬送此前因宜黄事件而积累起来的公民觉醒。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种言辞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出自一位政府官员的口中，因为这和中央一贯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和谐社会建设理念根本上就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畸形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观，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警惕。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主法治思想的普及，民众对权利的主张和维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这种进步是社会本质的进步，理应受到包括法制、政策、理念、道义等社会规范在内的文明体系所接纳和尊重。再像过去一样无视公民个人权利，随意侵犯私有财产，不仅是执政权的滥用，也是公权力对国家法治秩序的破坏。这样的破坏一而再再而三，你来一下我来一下，不要说建设新中国，现有的国家大业也会给折腾完的。
　　不要以为宜黄官员上书叫屈只是个人行为、个体思维，它的背后，藏匿着以权力体系为代表的一些地方主政官员傲视民权抗争、迷信强权管治的强政思想。这种思维不除，宜黄强拆、宜黄悲剧还会重演。这种思维不除，给我们带来积极讯息的宜黄问责效应也会如过眼云烟、昙花一现。
　　但是，看看宜黄问责的“欲说还休”，宜黄官员的“反戈一击”，我们更加清醒地体味到，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