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经世致用的情节似乎更重，加上媒体喜欢追逐时髦，更喜欢寻找两件时髦事件之间的联系。于是乎，当2009年诺奖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威廉姆森时，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有助于解决危机。今年的诺奖授予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三人时，人们又一厢情愿地认为是他们的理论有助于解决当前危机中严重的就业形势才受到了委员会的青睐。
　　其实，只要对学术规律、对诺奖惯例稍有了解，就知道这些都是毫无逻辑依据的猜测。诺奖是纯学术性质的，是对一个学者终身成就的认可和肯定，绝不是什么年度奖，所以诺奖是绝不会赶时髦的。君不见，许多人在风华正茂之年即已提出重大创见，但苦苦熬到白头才戴上这顶学术界至高荣誉的桂冠。因为，学问的关键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像时髦的东西以解决当下具体事务为本，今天所颁发的奖，其成果发端、发展往往是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
　　扯远了，言归正传。今年的诺奖颁给劳动经济学领域，奖励的是戴蒙德等三人对就业理论的贡献。此三人中戴蒙德名气最大，也最广为人知，因为现今稍微深入一点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少不了“交叠世代模型”，这个就是戴蒙德的20多岁时的作品。笔者不敢说对此模型掌握得很好很准，但第一次接触时就朦胧中被它的优美所震撼，也是借助这个模型，代际分析的观念才开始进入脑中。戴蒙德涉足甚广，此次得奖的并非它那个宏观领域的交叠世代模型，而是偏微观一些的劳动市场搜寻匹配理论，具体就是他与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三人一起构造的“戴莫皮（DMP）模型”。
　　我们知道，就业问题原来是不够受重视的。在古典学派那里，非自愿失业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工资（作为劳动价格）可以自由调节，令市场出清。凯恩斯革了古典学派一命，就业问题遂成经济理论核心，他认为劳动市场自由调节效率太低，特别是工人们存在货币幻觉，导致不能接受工资下降，如此僵持，市场迟迟不能达到出清，弄不好，还会导致通缩的循环，不如偷偷摸摸搞点通胀，在名义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令实际工资下降，如此有助于劳动市场早日出清，早日实现充分就业。19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声誉快速下滑，人们对这种比较粗浅的解释开始感到不满，因此，为凯恩斯主义寻找微观基础的活动日盛一日，并取得了很多成果，在劳动市场方面，人们就用效率工资、劳动异质性、内部人-外部人等理论来解释为何工资常常背离其内在均衡水平，从而导致失业现象长期化。
　　在各派解释之中，戴、莫、皮三人的“搜寻匹配理论”渐显生命力，呈后来居上之势。其实，这一派理论与宏观的结合并不算理想，其强项在于解释为何“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这种摩擦性失业现象。
　　我们知道，世上很少有人一份工做到死，转换工作是常见的现象，但对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来说，是否转工、搜寻工作时间的长短等决策与搜寻的成本和收益直接相关，而成本与收益又与失业保险的有无、高低以及失业数量工作空位数量对比相关。显然，一个人如果没有保险，或保险很低，他自然就不再挑三拣四，搜寻新工作时间缩短。同样，如果市场上失业的人多，但同时空位也很多，那么找工作似乎也要方便些，这颇似股市，在成交活跃时交易能更快达成一样。此外，信息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摩擦性失业的高低，这道理几乎不需要解释了。
　　“戴莫皮模型”里面有一个著名的“贝弗里奇曲线”。这曲线看上去很神秘，不过所揭示的失业数与就业空岗数之间反向变动的关系却简单得要命，若将此曲线加以延伸，就可以用来分析不少问题，曲线形状、位置和斜率的不同，分别有不同的经济含义，比如说，可以解释失业率中有多少是因为总需求不足的周期性失业，又有多少是搜寻和匹配过程中的摩擦性失业，这显然有助于决策者理清思路，对症下药。再精细一点的话，还可以区别不同状况下的宏观政策效果。戴蒙德曾对美国的贝弗里奇曲线进行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失业率较高时失业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空岗率大致上升0．3个百分点；而当失业率比较低时，失业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空岗率大致也将上升一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呢？这意味道着失业率较高时，宏观性扩张政策较为有效，而失业率较低时，摩擦性失业占比高，就主要靠沟通信息、增加培训这些招儿了。
　　戴莫皮模型和贝弗里奇曲线，听上去高深莫测，非我等凡夫俗子的肉眼所能看穿。但是，模型所蕴涵的思想，或者说道理应该并不复杂。简言之，它要求政府政策不能过度干涉劳动力市场，不能人为破坏市场均衡，而解决摩擦性失业，政策重点应该在于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培训。反思我们这些年来，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当人为干预，虽然出于帮助劳动者的好心，但客观上却造成了市场扭曲，令就业状况恶化，例如最低工资制、强制性长期劳动合同制等。政府要想真的为劳动者好，就应该摒弃这些荒唐的观念，而将重点放在职业培训和促进信息流通上。这或许是今年诺奖理论对咱们的一点儿经世之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