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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时期内地方财政增长与该时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公共需求、财税分配制度等密切相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６４５．２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３５３５２．９亿元，年均增长９．９％，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这为地方财政增长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其次，１９９８年所确立的公共财政改革取向，特别是近些年来民生财政的实践，已使地方财政从“小而窄”的活动范围，拓展至“大而宽”的社会公共需要，强力的支出“需求”拉动，客观上需要地方政府必须不断地做大财政“蛋糕”。第三，１９９４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框架的设计，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即“基数＋增长”的模式，这种激励增长的约束机制，“倒逼”着地方政府必须不遗余力地“增长”，从而促使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第四，现行的行政考核制度，主要信奉着“对上不对下”的基本取向，迫使地方政府竞相追逐ＧＤＰ，这样地方财政也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财政经济主义”的循环。所有这些都驱动着地方财政收支规模不断增长。
　　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９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２０．８％。在数据采集的１４个年度内，１年在一位数区间增长，６年在１０％—２０％区间增长，７年在２０％—３０％区间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客观上做大了地方财政“蛋糕”。１９９４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２３１１．６亿元，到２００９年则提高到３２５８０．７亿元，年均增加２０１８亿元，１５年间增长了１３．１倍。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大，相应增强了地方政府“中观”调控支付能力，确保了政权运行、公教人员工资发放和重点、法定支出，较好地化解了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矛盾和问题，弥补了市场失灵和缺陷，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巨大冲击，地方财政收入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高达２６．５％，预计全年收入总量有望突破“四万亿”。
　　事实上，“增长”与“发展”具有不同的内涵。“增长≠发展”，只有有发展的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置身于地方视角，同样感受到地方财政“增长”的烦恼，并未享受到“增长”的快乐，有时甚至步入了“增长”的极限，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增长“困境”：
　　第一，地方财政出现了“超能力”增长。地方财政收入ＧＤＰ增长的高弹性，较好反映出这一特征。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９年，地方平均水平为１．４０，１４个年度中５年小于１，３年约等于１，６年大于１，总体水平大于１。这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增长能力，不是构建在适度规模基础上，而是超现实、超可能的汲取。同样，地方支出财政ＧＤＰ增长弹性，平均水平为１．４３，也属于上述情况。上述增长是仅就地方财政预算内而言的，若将预算外、体制外的政府收入因素考虑在内，则属于超水平分配。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增长，客观上加重了宏观税负，伤害了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影响着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地方财政出现了“低质量”增长。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地方一般非税收入由１５７２．１亿元增加到６４４５．２亿元，年均增长２６．５％，比同期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幅高４．４和５．４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也由１６％提高到１９．８％。非税收入的“来五去五”特性，使地方财政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字财政”与“财力财政”之间的矛盾。如果考虑到弄虚作假等不规范行为，如拉税转税、先征后返、寅吃卯粮等，则地方财政增长质量就会进一步降低。这种不实的增长，制约着地方财政增长的有效性。
　　第三，地方财政出现了“行政性”增长。相对于经济性增长而言，这种增长模式缘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压力、地方政府间竞争和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选择了增量改革路径，较好确保了地方既得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渐进式改革也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即大量选择共享税模式，使得“基数”越垫越高，而环比增量的“增长”越来越有限，这样地方政府就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保“基数”之战，陷入了“基数＋增长”的体制陷阱。实地调查发现，在地方政府的某些县乡层级，为了确保完成上一年度的“基数”，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任务，不惜牺牲生态资源环境，过分招商引资，甚至弄虚作假，形成了较为典型的行政主导性增长模式。这些华丽的数字，不只是虚化了地方财政规模，最终降低的还是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第四，地方财政出现了“负债性”增长。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时，构想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税体系，而后十多年不断进行的共享、暂停、取消等项改革，使得地方税税源日渐枯竭。目前，中央税为４个，地方税为８个，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７个。数量上，地方税可观，而实际上地方税收入规模（２００８年）仅占全国的６．９％。地方税体系的缺失，地方政府事权的无限度扩大，加剧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预算法》虽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存在着大量变相的融资举债行为，特别是近几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据高盛的估计２０１０年，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地方政府负债高达７．３８万亿元，占ＧＤＰ总量的２３％，较２００８年同期增长７０．４％，按６％的年息计算，２０１０年地方政府至少要付出４４２８亿元利息。按财政部科研所的估算２００９年，２００８年底地方债务总余额在４万亿元以上，其中：直接债务超过３万亿元，约占地方财政收入的１３６．４％。地方财政增长的负债化现象，造成了代际间不平衡，制约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地方财政出现了“依赖性”增长。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９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由４０３８．２亿元增加到６０５９３．８亿元，年均增长１９．８％。而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则由１９９３年的１．０２演化为２００９年的０．５３，１６年间下降了４８％，年均降幅０．０３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出的这种高依赖性增长，源于中央政府的各类补助。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９年，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数额由２５３２．９亿元增加到２８６９５．４亿元，年均增长１６．８％。以２００９年为例，地方财力的５９％来自中央财政的“三税”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各类专项，占三项转移支付总量的４３．３％，囊括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专项资金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通过部门“条条”链条向下传递，且各部门自制办法、自定标准、独立运行，并要求层层配套，而到了财力拮据的县乡级，配套大多流于形式，只能是上级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完全供给地方公共产品，到最后就是县均每年迎接多达数十次的各类监督审计检查。地方性资源配置的中央政府统一安排，抹杀了居民丰富多彩的消费偏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地方财政这种依赖性增长，虚增了地方财政规模，妨碍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地方财政的某些层级陷入了增长的“两难”选择：过分“激励”的棘轮作用机制，超出了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过分“行政性”干预的增长，违背了财政经济规律。发展是硬道理，日益演进为增长是硬道理。地方财政某些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增长、有收入而无财力的增长、单纯为增长而进行的“被增长”，破坏了增长的真实性、可靠性，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社会负担，恶化了生态、资源和环境，弱化了政府财政再分配能力，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扰乱了财政分配秩序。因此，从增强地方财政增长的有效性出发，实现有发展的硬增长，是“十二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