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玩弄词藻的行家，所以当“股神巴菲特”和“首富比尔·盖茨”联袂来到中国的时候，就被不无暧昧地简化成了“巴比”组合。不过，此“巴比”非彼“芭比”，即使有着财富和慈善的双重“蕾丝”装饰，这两位大男人的魅力，也很难与金发碧眼的“芭比”媲美，受邀参加“巴比盛宴”的中国富豪中，有一半人拒绝了邀请，就是最好的见证。
　　按照多年来的舆论共识，当下中国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也无不以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为最热烈的议题。或许正是源于对“中国人”的普遍不信任，中国人才格外热衷于在中国人之外寻求道德标杆，继而以此为尺，衡量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中国人，并因此而发现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中国人道德沦丧的新的论据。此番“巴比”的中国之行，之所以受到舆论的空前关注，除了他们富可敌国的财力带来的炫目魅力之外，更在于他们可以作为一把最苛刻的标尺，更夸张地量出为富不仁的中国富豪们的“小”来。收到邀请的一半中国富豪不肯或不敢赴会，虽然避免了传说中可能存在的现场劝捐的尴尬，但这种躲躲闪闪的尴尬神情，却提前为中国公众预支了一场道德的狂欢。一场由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作主角，和一群被拉上台来的中国小财主作“丑”角的慈善大戏，就此开幕。
　　比较而言，还是地产大佬冯伦为中国企业家的辩护比较有力——按他的说法，比尔·盖茨是在微软公司经营了25年之后，才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在此之前，他一直被全世界舆论公认为一条贪婪的垄断“大鳄”；而巴菲特更是在资本市场上大赚特赚了50年之后，才想起了慈善事业。和他们比起来，中国的企业家们大多在企业创办不过10年、15年之后，就成立了慈善基金会，因此中国企业家们在道德上应该有“十足的优越感”。
　　其实在冯伦的企业生命尺度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尺度。如果以工业革命为起点，则西方的现代慈善事业，至少已经有了数百年的积累。况且这种制度的文化背景，可以在基督教传统中，找到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比较而言，现代慈善制度赖以存在的财富基础，在中国不过积累了短短的三十几年；而作为更根本的制度基础，个人财产权在法律上的确立，不超过财富积累的历史，而财产权在人们观念中的确立，甚至至今尚未完成。而当财富的所有者，始终不能确知对自己的财产是否具有完全的支配权的时候，其投身于慈善的热情和能力，自然会大打折扣。
　　况且，就像人在青春年少时很难学会把握和支配自己的身体和欲望一样，一个处于青涩时期的社会和他的成员，也很难学会把握和支配财富，在这方面，掌握着大量财富的企业家，和掌握着小量财富的一般公众，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些在市井间流传的有关中国人在国外疯狂夸富的段子，足以证明作为一个群体的“中国人”，都还没有学会如何掌握和支配刚刚完成初步积累的财富。
　　以上述三个不同的尺度作参考，中国的企业家们在慈善事业上的表现，如同他们在财富积累上的表现一样，以西方企业家们所难以理解的速度取得进步。在面对“巴比”组合的时候，中国企业家们固然不必如冯伦所称的那样充满“十足的优越感”，却也至少不必自愧不如。换个角度而言，即使他们在“巴比”组合不无优越感的示范之下略显窘态，也是中国人所面临的共同窘态的一个侧面，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其实也不必作幸灾乐祸的窃笑。
　　从这个意义上观察“巴比”的中国之行，他们的带有强烈优越感的强制性示范，如同在其他领域的示范一样，逼迫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跟上“世界”的脚步。这种被迫的奔跑可能让我们疲惫不堪、踉踉跄跄，但也可能因此而促使我们更快地穿越混沌的沼泽。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