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被日方非法抓扣的詹其雄船长安全返国，中日两国围绕撞船事件的争端告一段落。尽管我们还需要就日方道歉、赔偿事宜继续交涉，尽管日本国内这两天不乏狂躁之声，尽管我们必须继续对日本国内右翼和片面亲美势力保持警惕，但就总体而言，现在已可以把重心转向翻过这一页，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
即使不考虑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激励日本国内友好力量成长以便从日本内部制衡右翼势力，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前中、美、日、俄四大国对峙的东亚力量格局中，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都有可能给另两方提供渔利之机；即使对于其他某些东亚国家的某些势力而言，中日相争而互相削弱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我们如果早早陷入同日本的全面紧张，将损害本国的整体、长远利益。
从19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显得对日本分外“友好”，百般支持他挑战中、俄两个大国。1867年，美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与美驻日公使德朗在为日本谋划侵占中国的台湾后，德朗在给美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就称：“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便“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
19世纪中期，英、俄围绕中亚和中国新疆、西藏展开争夺；1873年俄国并吞整个中亚之后，英俄对峙格局形成，英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遏制沙俄南下印度洋的野心。为此，英国选择了正日益兴起和向前发展的日本作为在远东的盟友，于1890年正式宣布可以考虑放弃在日本的特权。此举不仅增强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而且减少了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顾忌，进一步增强了日本对外扩张野心。
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乞求英国斡旋，英国虚与委蛇，同时向日本要求其保证尊重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得到保证之后便退出调停。清军在平壤、黄海两战失利之后，英国社会舆论几乎一面倒地同情和赞扬日本。
在日俄战争前的1904年1月，美国就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日本对俄国作战，美国将对日本采取 “善意”的态度。同时，应邀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在东京再次向日本政府重申美国支持日本的立场 。日俄战争一爆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向德国和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再出现类似1895年那样的俄德法三国联合对付日本（即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况，“我当即站在日本方面，而且为了帮助它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英国是日本的盟国，对日本的支持更为积极，除了从政治上声援日本之外，还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迫使土耳其拒绝俄国黑海舰队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驶向东方。在战争期间，英美两国又源源不断向日本运送大量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日本消耗的大约10亿美元战费中，约有一半来自英美两国财团提供的财政援助。
英美两国这样做，用心在于挑动东亚区域各国相互斗争，自己好扶弱抑强，分而治之。日本因国土狭窄、资源贫乏而先天不足，中、俄则具有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的先天优势，前者受扶植而兴起之后因先天不足仍难以摆脱自己手掌心，后者一旦兴起将因其先天优势而无法挟持，因此，扶植前者以制衡、削弱后者最为可取，这就是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合众国的谋臣策士们的谋略所在。我们不能贸然跳进他们的圈套。孙子云：上兵伐谋，与其陷入别人设计的泥淖之后苦苦挣扎摆脱，不如先行一步打破潜在困局。我们不可忘记历史，我们更要面向未来。
当然，无论我们怀有多少善意，仅有我们单方面的意愿都无法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最优结果，还需要日本政府和公众尽快走出撞船事件的“挫败感”，回到正确认识历史、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中日友好关系的轨道上来。
从日本的长期根本利益来看，假如这次小小的“挫败”有助于推动日本走上与邻为善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被第三国的某些势力绑上与中国乃至所有邻邦对抗的战车，又何尝不是日本的幸事！不错，山姆大叔完全有能力给倡导独立自主外交、摆脱片面依附美国战略的日本政治家制造难堪和掣肘，使其难以坐稳，却不可能把日本列岛从中国大陆边缘拖到加州海岸；无论日本决策者为了上位需要如何强调服从美国全球战略，只要他们登上决策者的位子，就必须处理好对华关系。中国经济规模赶超日本，中日综合国力对比格局日益转变，正在进一步加大日本建设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对华关系的紧迫性。与此同时，余波未尽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又有助于日本公众和各界精英摆脱盲目崇拜美国模式、美国战略的思想禁锢，以更加独立自主的眼光审视日本对外战略。
对于中日关系，我们要有应对出现最糟糕情况的准备，但要努力争取实现最优状况；不指望一夜之间便风平浪静从此永远晴空丽日，但我们期望能够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