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一位房地产大佬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分析房价必然上涨的N个原因，通过一系列数据，他“证明”得出了一个被众人诟病的结论：“很明显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了房价的增长。”大多数人对其观点反应强烈但又不知道怎样去反驳。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对住房价格高企的反应与“吉芬商品现象”相关。
    所谓“吉芬商品现象”，是由英国学者罗伯特·吉芬发现的一个有悖于社会常理的现象，亦称“买贵现象”。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造成了土豆价格的上涨，按常理讲，当价格上涨的时候，人们理应减少消费，但当时人们反倒要消费更多的土豆。这种违背需求定理的现象就是著名的“吉芬反论”。
    提起“吉芬商品现象”，人们马上会联想到，近年来，房价越来越高，而人们对住房的需求却有增无减。那么，城市住房是“吉芬商品现象”吗？
    对于人们打着雨伞挤在一起排队等待领取楼盘销售放号的不正常现象，已经有人质疑其合理性，或认为那是开发商采取的请“托”策略，但是大量出现这类现象的根源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在住房需求上，存在着房价上涨导致需求增加的实际状况，即所谓类似于“吉芬商品”的低档品的需求曲线随着价格的上升需求量增加，城市住房需求与住房价格的变动恰恰与“吉芬商品”的不正常行为相吻合。但是否就能够断言城市住房就是一种“吉芬商品”？对此我持否定态度。从表象上看这是一种“视角”（类似关联），即事件的特征和行为表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包括其行为轨迹图、特定路径、类似事件的共性等，但二者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应具体分析类似关联的根源是什么。
    那位房地产大佬的博客观点，折射了城市住房需求与“吉芬商品”实质关联的本质，他把住房平均计算的方式放在所有人身上，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买房，即使所有城市人都买房，他们收入增长的倍数也被吃穿用行的需求分解了，且每个类别的增幅都不小。这样，人们在住房上的购买力就下降为一个较低的层次，以至于多数人感到房价虚高难以招架，其根源在于可支配收入中用在住房上的资金远远小于房价上涨的比例。
    毋庸讳言，另一方面，城市住房又的确表现出了“吉芬商品”的众多特性。比如，特质商品的特殊性。土豆在饥荒发生时成为人们生存需求的根本之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人们追求的一种“必然”；经济繁荣时期的城市住房作为大件商品，是人们吃饱穿暖之后的另一种“必然”追求，二者的表现没有根本差别。
    又如，追高、从众、恐慌心理的制约。饥荒时人们预期土豆价格还会再涨，于是对土豆存在着饥渴性的追求，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构成了“吉芬商品现象”。而经济繁荣时期，无论房价怎样上涨，人们在唯恐更高的心理支配下，一味追求住房的“拥有”，致使住房需求与“吉芬商品现象”相似。
    再如，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发挥着“劫贫济富”的负面作用。开发商相对于购房者就是资源的掌控者，在市场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正是他的主导性导致了资源更集中于开发商等人手中，“劫贫济富”的效应发生了，财富集中到了经营商或开发商手中，这样的表现让城市住房与“吉芬商品”在资源控制上如出一辙。
    如果说，城市住房和“吉芬商品”需求都是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中最低层级，不过一个是吃，一个是住而已。正如“吉芬商品”的“优先原则”一样，因为购房者并不存在生存的压力，于是，住房追求与饥荒年代的生存追求有异曲同工之感。
    综上所述，城市住房与“吉芬商品”之间存在大量的关联关系，那么，今天的人们可以走出住房问题上的“吉芬商品现象”误区吗？
    笔者认为，走出城市住房的“吉芬商品现象”误区，应把握以下三点：
    ①抑制不正常的房价。把城市住房与“吉芬商品”挂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价虚高和供给量也随之减少（捂盘、惜售），造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高房价是重要表现形式，抑制不正常的房价是首要任务。
    ②扭转追高心理。从众追高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病态的、非理性的，而民众中存在过多的非理性行为，容易出现浮躁情绪，“羊群效应”跃然纸上，危害不言自喻。
    ③严格抑制土地财政政策。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基层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地方税收的相当比例均来自土地税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土地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也就是说，不能漠视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对人们财富“占用”的行为，这才是房价奇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