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过去主要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地的菜地面积已经从17万亩缩减到1万亩。北京自产的蔬菜还不足一成。运输方面，内蒙古的土豆要绕道山东进北京。另外，城内运输难，卖菜成本高，也使“最后一公里”菜价上涨幅度最大。
　　当然，造成菜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市场的力量，也有非市场的力量。遏制菜价的过快上涨，城市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在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中，政府除了投资于一些菜市场以及农田基础设施之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务，从生产、运输、销售环节让菜价“虚高”的部分降下来。
　　先看生产。“郊区菜地面积从17万亩缩至1万亩”。这说明北京的菜篮子工程欠账很多，开辟新的种植基地非常急迫。这也说明，就北京而言菜篮子生产基地的建设相当具有挑战性。问题在于，新的菜篮子生产基地建在哪里？又该如何建？
　　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从民众的诉求还是京郊农民的收入状况，实施新的菜篮子工程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这既需要政府在建设新的菜篮子基地时做好合理的规划，更需要从政策和服务等软环境入手，激发民间资本参与的热情。
　　显然，从市民的需求和市场稳定供给的角度来说，新的菜篮子基地必须要考虑到城市扩张的因素。不能让一片土地今年种菜过两年就“种楼”。在地理位置上，应该给城市的扩张留下充分的空间。
　　菜篮子基地的规划更要有强制性，甚至应该通过地方人大予以立法保护。也就是说，要给菜篮子基地提供制度性的保障。要像保护耕地那样，严格保护菜地。
　　只有明确的制度保障，那么，有志于菜篮子“事业”的资本才会下乡，高效率的公司化的蔬菜生产方式，才会大量出现。这样远郊区农民土地入股等等改革试验也才会推行起来。菜篮子基地如果得不到城市规划方面立法的保障，土地三天两头面临被征收的可能，那么，“资本下乡”也就意味着要冒极大的风险。
　　就北京而言，无论是资本还是相关的蔬菜种植技术，都不缺乏。要让这二者产生化学反应，关键还是菜篮子工程要有制度保障。当然，政府在此之外也可以出台政策或税收优惠，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菜篮子工程建设。
　　其次看运输。内蒙古的土豆需要绕道山东进京，无论如何都是不太合理的。这说明，北京蔬菜交易与经纪人市场发育还不够成熟，市场和菜农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仍然不太顺畅。政府既应该注重对行业的扶持和培训，也应该搭建有关供求与经纪人交易的信息交流平台。
　　再看销售。地方政府还要为菜篮子工程的顺利实施清理“路障”。废除不合理的制度，或者明确一些政策上的模糊地带，都是非常必要的。如北京居然没有一辆合法的蔬菜运输车。北京运菜的车辆都是面包车，这些车辆不但运力有限，而且随时都可能被处以高额罚款，最终这些罚款又转嫁给了消费者。给城市蔬菜运输车辆以合法身份，恐怕不能再拖。另外，也应解禁小商小贩，将其纳入有序管理之中。当然，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鼓励市民在小区种菜。
　　只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变“禁止”为服务，那么在“最后一公里”菜价翻倍的问题，也并非不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