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山东安丘市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和作风建设活动，将组织规模以上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等公开推选候选人，评选出年度最差公务人员。此举引起了舆论的广泛争议。
　　评选最差公务员不是安丘市的独家发明。资料显示，早在2000年，广东汕头市达濠区就评出包括一位副局长在内的5名“最差公务员”，他们必须离岗接受培训，然后重新进行考核，合格的安排工作，不合格的予以辞退，官员予以调离岗位或降职。去年年初，山东济宁市评出2008年“十差干部”，其中8人已被司法机关介入调查，有的已被判刑，另两人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如果说，汕头达濠区的做法具有某种“末位淘汰”的意味，济宁市的做法具有某种“打死老虎”的意味，安丘市的最差公务员评选，则基本上可以避免这两种倾向——他们只是对当选者进行通报，构成违纪的才给予纪律处分，此外并无其他处罚，从而使最差公务员评选更像是一种常态的、可持续的评比考核活动。
　　评选最差公务员引起的最大争议，其一是说评选的标准难以把握，比如哪些表现可以认定为“最差”，不同部门之间的“最差”如何比照、平衡，等等。其二是说，在实际评选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各种不公平的评定行为。比如，领导会不会借机惩罚不听话的下属；有的公务员工作一般，但善于投机取巧，有些公务员工作出色，但不善交际，并可能因为坚持原则而得罪人，如果后者被评为最差公务人员，岂不是有失公平？等等。有人据此认为，目前进行最差公务员评选的时机不成熟，应当缓行；还有人认为这项评选根本就是“折腾”、“添乱”，断不可行。
　　这就奇怪了。一直以来，各地各部门都在评选各种名目的“最佳”，汕头达濠区、济宁市和安丘市在评选最差公务员的同时，也没忘记评选最佳公务员，如果说评选“最差”存在着标准不好把握、评选难保公平等问题，但这类问题在评选“最佳”时同样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最佳”难以比照、平衡，领导可能借机奖励听话的下属，等等），为什么没有人认为评选最佳公务员时机不成熟，或者认为是在“折腾”、“添乱”而要求予以取缔呢？
　　严格说来，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效能原则，屡见不鲜的最佳公务员评选其实并无必要，真正有必要的，反而是很多人看不顺眼的最差公务员评选。管理学上有一个“清道夫标准”，是说一个公共组织的成绩好像是清道夫的劳动，一般情况下清道夫再怎么努力清扫大街，行人都可能熟视无睹，但如果有一天，大街上哪怕只有一小块儿垃圾，人们一下子就看出来。如果用“清道夫标准”来要求公务员的工作，其逻辑就是，一个公务员再怎么爱岗敬业、业务精湛、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都是他应该而且必须做到做好的分内之事，是他完成职务工作、遵守职业道德的必然要求，他本人不值得沾沾自喜、大肆夸耀，社会公众也不值得对他感恩戴德、大加褒扬。
　　反之，一个公务员哪怕只是在某个时候工作状态不佳，对自己服务的对象态度不好，或者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到位、不得法，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对他提出批评、劝诫甚至警告，要求他深刻反省，端正态度，加强认识，改进工作。只有对公务员课以最高的标准，促使他们时刻保持高度的压力，他们才能像优秀的清道夫那样，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零容忍”，勤勉尽力无怨无悔，追求卓越永无止境，唯恐自己稍有惰怠或失误，就有违公务员的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成为不光彩的“最差公务员”。
　　在现代社会的所有职业中，最需要适用“清道夫标准”的就是公务员，最应当进行“最差”评选的也是公务员。至于如何完善评选标准，如何保证评选公平，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应当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一个公务员如果不能认同这个标准，不敢接受最差公务员评选的考验，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捧着公务员饭碗不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