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并不是有了房地产开发才发明的新词，在建筑物的新旧更替中，拆迁是一个常用词。在房地产还没有被称为市场的时候，拆迁往往是可以给人带来欣喜的，这意味着居住环境的改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在房地产市场异军突起的今天，“拆迁”一词越来越变得令人心惊肉跳，甚至带上了暴力和血腥的味道。于是便有了“新拆迁法”一说。
　　把“新拆迁法”之“法”称为“一说”，并不是对法律的不恭，实在是因为这个“法”有点像戏文里的场面，只听锣鼓响，不见小姐下楼。到目前为止，仅此“一说”而已。这“一说”究竟已经说了多久？《新京报》9月19日的文章做了记录，并带来了新消息：“搁置了大半年的新拆迁条例有了新进展。专家就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的程序、补偿的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拆迁的形式和程序、在非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采用怎样的规范等6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条消息是很耐人寻味的。首先，“新拆迁法”被“搁置了大半年”是让人大惑不解的，在这大半年中，发生了多少强制拆迁的惨案？某些地方政府和房产开发商又是如何在这大半年中马不停蹄、只争朝夕？又有多少被拆迁户因为迟迟不见黎明而被黑暗吞噬？今天还在说“新拆迁条例有了新进展”，也就是说还在进展中，专家们还在进行深入探讨。有人把新拆迁条例喻为“难产”，一点也不夸张。
　　为何有些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往往千回百转难成正果，而有些难以想象的东西，反而可以大刀阔斧马到成功？就像制定新拆迁条例和野蛮拆迁，看来并非事情本身的难度，而是其中利益纠葛的难以取舍。
　　我说制定新拆迁条例是很简单的事，是基于这个条例仅仅是《宪法》和《物权法》的一个“补丁”。关于公民财产，原则问题上，《宪法》早就规定了的，在具体问题上，《物权法》也是明确了的，留给新拆迁条例要补充细化的，实则就是对拆迁中违反上述两部法律的行为的规制，与其说是立法，还不如说是一种“矫枉”比较确切。然而，新拆迁条例无法避免直面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集团正是助推经济发展的房地产开发和地方政府本身。如此，新拆迁条例就注定步履艰难。
　　专家们还在“进行深入探讨”的“6大问题”，其实就是涵盖了当前拆迁中被忽视和混淆了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政府角色的缺位。拆迁纠纷以至于酿成恶果，大多见于商业开发，在商业开发中发生的矛盾，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中间裁判，而现在因土地开发引起的拆迁中，政府和开发商是搅在一块的，裁判是博弈双方其中一方的受益人，怎么还会存在公平？更引起界限模糊的是，政府参与的土地开发，往往还冠以公共利益需要的头衔，让利益的较量更加悬殊。
　　这样就不难看出新拆迁条例为何会步履艰难，专家们还在深入讨论的“6大问题”——“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的程序、补偿的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拆迁的形式和程序、在非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采用怎样的规范”，谁都能看出将会束缚谁的手脚？将直接“损害”谁的利益，而且是既得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很难么？一点也不难，但事实上还是被“搁置了大半年”，还在等专家们深入讨论。但可想而知，要从既得利益者手中把“蛋糕”分均匀，想必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政府才是政策的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