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在京召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专家研讨座谈会。专家们就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征收的程序、补偿的标准、争端解决机制、强制拆迁的形式和程序、在非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采用怎样的规范等6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昨天上午，从参与起草新拆迁条例的专家处传出消息，条例已形成草案初稿，整个拆迁思路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9月19日《扬子晚报》）
　　从既有综合信息看，备受关注的第三版《拆迁条例》确实不乏很多新亮点，对一些敏感而又要害的环节，不仅敢于直面，还试图进行量化式的行为规范。比如，实施危旧房改造，必须达到90％以上业主同意。这个应该算得上很苛严的规定，过去是没有的。但是，对行为人（基层政府）而言，他们往往并不惧法规严厉，而怕貌似严厉的法规没有空子可钻。
　　不难把握，这样的“空子”，在即便思路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新条例身上，其实依然存在。所以，对这部呼之欲出的热门法规，我们固然很期待，却应持谨慎乐观态度。
　　首先，某些听上去很让人振奋的内容，目前要么属于“初稿”，要么不过只是“专家建议”，它们最终会以多大的“折扣”进入成文，或者说，最终出台的法规是否如舆论所期待与烘托的样子，这谁也不好断言。应该说，就此次修法而言，专家们的主张普遍具有强烈的亲民性，甚至还不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可以这么说，如果专家们的主张能够得到一一落实，今后，各地发展将会遇到天大的麻烦，拆迁或将成为名至实归的“天下第一难”。
　　事实上，搏弈与权衡的结果，力量结构只会发生某种调整，却从来不会出现一边倒，更不必指望发生颠覆性改变。我们看到，新条例的制度设计意图，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基层权力在拆迁领域曾经过大的强势，挑战他们在新政策环境下的应对能力，约束他们轻易胡来的冲动，甚至也理所当然增加了他们的发展成本，但并没有把他们的路堵得死死，“回旋余地”清晰可见。
　　基于“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不同诉求，新条例拟赋予行为人迥异的拆迁权利。那么，何为“公共利益”？这话一展开来，弹性就大了。经验告诉我们，对基层政府而言，纯粹的“公共利益”不能说全无，但更多时候，背后总是有太多的牵扯。以建市民活动广场的名义拆了一块地，你会发现，广场建好了，场边一排商业用房也竖了起来。一条大马路建好之后，离马路两侧的楼盘叫卖已为时不远。“发展”与“经营”，有时就是一个意思。新拆迁条例对“公共利益”诚然会有一些很具体的概念表述，但后面只要跟上一个“等”字，法律层面上的障碍也就全被化解。“危旧房改造”不是被纳入公共开发的范畴么？那么，且不说今后会有多少房子“被危旧”，改造的结果一定八九不离十，都是为商业开发开路。
　　算起来，第二版“拆迁条例”运行迄今也不过9年，时间不算太长，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很多、也很重要，其中，《物权法》的施行是个重要节点。对这部法规适时进行修订，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客观需要，更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与进一步强化法治的国家姿态。而发展带来的“拆迁困境”，当前主要集中于基层政府，在外围一些更关键的制度（如土地财政）没有取得突破性变革之前，基层政府工作中的难处，很有可能最终转化为新拆迁条例的“落地”难度，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它的实用价值。但是，也许不必对它求全责备才是一种理性态度，无论如何，改总比不改好，上一个台阶，至少是法治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