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我们可亲可敬的温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土地问题根本上与制度有关，农民合法的土地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现有的财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土地财政”的现象。这造成一手从农民那里廉价得到土地，另一手又高价卖给开发商。这说明，国家领导人是体察民情的，是知道民众水深火热的。
　　诚如总理所言，由拆迁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确实是根本上和制度有关。因此，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在制度上下狠功夫。所谓的制度，不外乎法律和各种规章条例。在权威上，法律首要，条例次之，也就是说，规章条例要遵守法律的框架，是法律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不得违背法律。
　　但是，制度问题解决起来谈何容易。《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半年多了，真正的文本还是没有出台。据报道，这一条例其实还没有“胎死腹中”，只是有关部门的立法思路出现了新的变化。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例的适用范围也仅仅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并不在其列，因此并不能解决“唐福珍们”的问题。
　　而据说，集体土地的征收和补偿问题已被有关方面提上议事日程，这应该是可喜可贺的。对此，有专家提议，立法需要妥善处理几个问题，首先是所有的征收、征收补偿标准、征收决定，都应有公众参与；同样重要的是程序，包括征收征用的启动、公告、如何确定征收范围、征收方式、补偿方式、补偿标准，都应该在立法中细化；此外，公平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补偿都应有一个相对为多数人接受的标准，只有公正才会让各界接受。
　　平心而论，这些提议都是好的，只要在操作上有好的配套，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笔者以为，无论具体操作多完美，有个关键前提必须说清楚，那就是“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一切的法律和条例都必须以它为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后患。政府只有因为公共利益，才能动公民合法的房产，这是世人的共识。所以，什么是公共利益，什么是非公共利益，必须“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违反了，才能到法庭上讲理。否则，回避了这个概念的界定，制定出再完美的法律，终究还是避免不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试举一例，最近才发生的江西抚州三人自焚事件。这个案例中，被强制拆迁的这栋房子有合法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但因此地被地方政府列入建客运站的规划，于是必须拆迁。在《我对暴力拆迁已经出离愤怒》一文中，我就写道：
　　“其实，这个拆迁争议最大的应该是，什么叫公共利益？什么叫公共工程？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但又不得不界定，因为很重要。在依法治国的国家，政府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动公民的合法房产。在这起事件中，客运站是公共利益吗，是公共工程吗？一个城市广场，你说是公共工程，这确实是，因为谁都可以上去走一走，而且是免费的。但是，你说上车还要买票的客运站是百分百的公共工程，我个人是保留意见的。
　　众所周知，现在客运站都是集团化、公司化的，这和银行、邮政系统的运作是一个样，一旦过节什么的还要趁火打劫翻倍涨价，因此凭什么说是公共利益？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规划根本没有拆迁住户的理由。”
　　固然，界定公共利益也是法学界的一大难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难，于是为了图省事就干脆回避了它。因为它很关键，很重要，很重要很关键就在于，概念是命题的基础，“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有关拆迁问题的法律的基石。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大家都认同了，制定出来的法律才能显示公平公正，公平公正了，法律的执行才会顺畅，否则，法律制定是制定了，但后患无穷，实施起来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因为一个很大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每一次暴力拆迁的悲剧的上演，无不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拆迁。而什么是公共利益，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各说各话。但这么做显然是对地方政府有利的，原因不说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