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除了我对产业组织方面的企业规模结构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外，学术界对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城乡结构、产业比例结构及产业组织结构等失衡方面的原因的探讨，也很少见到。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的一个遗憾。
研究城乡结构、产业比例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失衡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内在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大的战略入手，用调整结构的办法，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分配不平衡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的体制、政策不顺，而是结构失衡的结果。从战略高度来调整结构，以谋求收入分配的平衡，即是对症下药，有事半功倍之效。仅仅局限于二次收入分配的调整，不从调整结构入手，不先调整与之有关的初次分配，可能费力很大，结果却并不乐观，政策甚至南辕北辙，差距会越拉越大。
创造财富的要素有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矿产等资源要素，就初次分配和价值形成看，创造新增财富的同时，也就是分配新增财富的过程。也就是各种要素的投入价格，如工资、社保、利息、地租、专利价格、管理者薪酬、矿山拥有者的收益等等，形成商品和服务的新增价值，另一方面，它们的投入价格，实际上又是对新增财富的一种分配，其形成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格局。
但是，不同的要素为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普通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投资者拥有的是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技术发明者和管理者，拥有知识、专利和管理才能；矿山所有者拥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这样，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其发展的要素利用方面，也即依靠什么样的要素组合创造财富方面，模式不同，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不同。
比如，主要依靠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也即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方式，这样的经济模式中，创造财富主要的要素是资本，即厂房、机器设备、生产线、车辆等等。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水电厂创造的财富是电力，而一个水电厂用的劳动力极少，发电和送电主要是由大坝、水轮发电机组、输电线路、泄洪渠等资本的具体形式完成，在电力生产新增值的分配比率中，大部分为投资者分得，而劳动者分得的比例很小。也即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较大，而劳动的分配比例较小。这主要不是因劳动者与资方的工资博弈机制失衡，如资方力量太强克扣工资导致的，而是在大的发展模式上，要素利用结构失衡导致的。
再比如，西亚海湾许多是产油国家，是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油气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很少，要素主要是资本与石油矿藏。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是采油设备、港口和运油管线及其轮船，财富的初次分配获得者主要是油田、港口、管线和轮船的投资者和拥有者，在石油资源密集主导发展的行业，需要的劳动力也很少。劳动力拥有者从资源密集型财富的生产中，获得的分配，必定也是很低的。
这就为我们在考虑收入分配格局时，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追求资本、资源、劳动等要素平衡的模式，还是追求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一个定理是，一个国家过度追求资本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利用，在财富的创造中，资本和资源占主导地位，而劳动力大量地被闲置并过剩，在分配格局上，必定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分配过多，而劳动者分配过少，形成资本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中国许多地方，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基础设施的投入，以资本推动增长，在财富的创造中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忽视了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资本和资源推动型发展方式。毫无疑问，一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它的发展之初，是需要资本的推动，然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劳动力转移频繁和就业压力较大的国家，在长时间中，着重用资本和资源密集推动经济发展，而劳动力实际的失业率较高，由于劳动力过剩，工资又过低，结果必然是资本和资源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因此，转变发展的要素利用模式，平衡资本与劳动要素的利用结构，实际上是改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初次分配的一个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持续拉大。１９８３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１．８２∶１，２００９年拉大为３．３３∶１，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扩大？农业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率持续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谁也阻挡不了，它要求农村中人口及农业中的劳动力相应地向城市和非农业转变，从而让减少了的农村人口与持续下降的农村和农业增加值相适应。从统计来看，农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从１９８２年的３３．４％下降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１０．６％，而农村人口的比例，从７８．８７％下降为４６．５９％，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只从６８．１％下降到３８．１％。在农村和农业财富生产比例持续快速下降的同时，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过慢，导致相对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被相对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所分配，与城市和非农业人口的分配相比，差距必然会拉大。
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及２１世纪初的几年中，劳务经济，即出外务工的农民将在城市中所得的收入带回农村，使农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是，随着转移农民工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他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城市生活费用的提高，与之前许多年出来务工的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农民工不同的是，８０后、９０后和未来的２１世纪后农民工，他们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再带回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样，用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来平衡城乡差距的作用将越来越弱。
除上述主要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农民土地等没有资产收益，以及粮食等农业产品价格不顺等，也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一是农村资产不能带来收益。城市的住宅和企业用地可以抵押融资，可以出租，甚至倒卖住宅等资产，可以带来资产收益。而中国农民的耕地、林地和宅地资产不能变现，不能融资，除了生产农业产品外，基本不能作为资产给他们带来收入。并且，由于征地和补偿制度的不合理，农民因征地而致贫的也不乏其例。二是宏观调控的稳定物价，结果是扭曲的工农产品价格体系，相对低的农业产品价格向城市居民转移了一部分利益。而改革开放３０年以来，宏观调控上，一直将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目标，但是，稳定物价的重要办法就是稳定粮价，控制粮价的上涨。这样，非农业产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速度较快，而农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较慢，于是，农村和农业的一部分收益被城市的低物价所分配。
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上，第一产业的比例将持续下降，将从原有的８０％到９０％，下降到５％以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先是上升，后是稳定在３０％到４０％左右，再开始下降，最后下降到２０％左右；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从１５％左右最后上升到７５％左右，甚至更高。而从就业结构看，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将从８０％以上，最终下降到５％以下；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最高达到３５％左右，再下降到１５％左右；而第三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从１５％左右，最终上升到８０％左右。
这样就产生两个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１）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扭曲时，由于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形成各个产业的收入分配差距。产业中的劳动力对应的是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从初次分配来看，各产业劳动力在本产业中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分配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因此，当产业增加值与对应就业劳动力的规模不匹配时，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导致其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２）各个产业要素利用程度不同，宏观上，大部分生产由资本密集型的工业提供，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过低时，整个国家财富创造向工业和资本倾斜，在ＧＤＰ的资本与劳动分配比例中，资本分得的就多，劳动分得的就少。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
从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均ＧＤＰ在３５００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例在６０％左右，就业比例在６５％左右。而中国２００９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３４００美元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只有４２．６％，就业比例只有３４．１％，分别与均值的偏差在２０个和３０个百分点。其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含义上就是，大量在第一产业中窝积的劳动力，本来应该被转移到服务业中，一部分第二产业中应当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没有被转移到服务业中，使这部分劳动力发生闲置，没有充分创造财富，也不能对应地分配财富；财富大部分由第二产业创造，第二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财富很大比重上被资本所有者所分配。结果，宏观上导致了资本所有者与劳动所有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需要看到的是，随着工资和社保等成本的提高，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比例提高是一个趋势，即工业总体上会通过技术进步和自动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用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推动越来越多的资本。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如果不能及时扩大服务业领域的生产和就业，劳动力将会更加过剩，失业率会更加上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将会更加恶化，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产业结构分为产业比例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前者主要是指行业和地区分布，如产业的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等等，后者主要是指产业的集中度，还有特大、大、中、小和微型等企业规模结构。一个国家，产业组织中的企业规模结构，以及每千人口拥有企业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资本与劳动、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
从要素和行业分布方面看，特大和大型企业，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型企业，多数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大多分布在工业之中；而一部分中型企业，相当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之中，有一部分工业中的小型和微型企业为特大和大中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和服务。因此，前者是资本密集型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规律产生内在的作用；后者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在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方面，前者资本分配的比例较大，后者劳动分配的比例较大。
因为在企业规模结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一般要占全部企业数量的９５％，当一个国家每一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越多，说明创业活跃，企业很多，劳动力需求较大，小型和微型企业投资者多，中小老板多，失业率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当一个国家小型和微型企业越多，在企业规模结构中比重越大，每一千人中的数量水平越高，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中小投资者就越多，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看，中等收入者就越多，由于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越少，收入差距就会越小；反之，当一个国家特大和大型企业越多，小型和微型企业创业和投资者越少，每一千人中企业数量水平低，劳动力得不到充分利用，中等收入的人口就越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就会越多，收入分配差距就会越大。
从创业和小企业数量的国内外比较看，中国大学生毕业三年内创业的比率，到现在还不到２％；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率为２０％。如果将中国的个体户５个折合成一个，加上注册登记的法人企业，最乐观估计，中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量水平在１２个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水平为每千人４５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２０个到３０个左右。因此，创业不足，小型和微型企业数量少，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综上所述，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不从调整结构出发，只是从低保、工资增长、提供公共服务、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体制改革等等方面入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结构问题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