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显示，2009年按全口径计算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32.2%，不仅大大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也不算低。
　　很显然，这个数字，和今年8月23日，财政部某专家计算出的25.4%的数字有很大差距，也和其宣称的“我国宏观税负实际偏低”、“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结论明显打架。
　　数据之所以打架，是因为计算口径不同。如何计算宏观税负，也就是政府对一国财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包括预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从科学性和真实性而言，既然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的收入都属于政府的实际收入，用大口径计算宏观税负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对财富的占有水平。
　　在国民财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适，1987年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目前，按国家分类的收入水平标准发生了变化，但最优的宏观税收负担率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就宏观税收负担率的国际比较而言，中国还未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宏观税收负担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为缩小计算口径，否定中国宏观税负过高的事实，除了误导政策，毫无意义。
　　更进一步，如果考察纳税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和欧洲一些国家同样的税负，但税负的痛苦指数却远远不同。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政府支出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而美国最高，也只有9.9%。
　　因此，站在国民财富分配的角度，我国“国”与“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最大症结，除了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蛋糕政府切割太多之外，更重要的，大多数的钱并没有直接用于民生福利，在基础设施和行政费用上支出太多，挤压了民众的幸福感。
　　温总理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政府占有多少财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这些钱应该真正“来自于民，用之于民”，否则，政府拿走的越多，民众的幸福感就会越差。
　　按照今年财政收入的状况，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4.3万亿元，按照这个速度，全年完成8万亿元没有悬念，这意味着我国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要控制自己收入增长的速度，恐怕更要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将更多的钱用于养老、医疗、住房等民生，而不是日益膨胀的办公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