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行走势到底该如何看？CPI上行是否就表明存在通货膨胀现象呢？我们该如何应对CPI上行？日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针对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采访。
问：CPI上行是否就意味着已出现通货膨胀？
王国刚：从历史上看，我国CPI上行，不能和通货膨胀画等号。通货膨胀的基本定义，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所引致的物价普遍且持续地增长。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如果以年为计量单位，则CPI的变动始终没有停止，既有CPI上行的时期，也有CPI下落的走势，但总趋势是上行的。其中，就1998年以后的10多年时间而言，我国虽有几次物价上涨时期，但没有发生过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货膨胀。具体来看，2003年8月至2004年12月的CPI上行（在2004年8—9月CPI增长率曾高达5.3%），主要是由粮食供不应求引致的；2007—2008年的CPI增长率上行（在2008年1—3月CPI增长率曾高达8%以上），主要是由猪肉及肉制品价格上涨引致的。在这10多年时间内，非食品类产品的价格上涨率处于负增长走势或者年增长率不超过2%，因此，均不属于通货膨胀范畴。
问：今年CPI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王国刚：从今年的物价走势看，继2009年大部分月份CPI呈负增长且在2009年底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走势后，今年的CPI走势仅仅因为翘尾因素的影响就将呈正增长走势。由这种翘尾因素引致的物价上行是否属于通货膨胀范畴，值得讨论。
从我国的总体经济格局来看，自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就处于比较明显的产能过剩格局中，虽然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展有所缓解，但“储蓄＞投资+净出口”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能够形成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从而形成通货膨胀的走势，其内在机理也有待研究。
特别是2009年11月以来展开的水、电、燃气和交通等价格改革是引致CPI增长率由负转正的主要成因，也是引致今年CPI增长率呈正增长的重要成因。这种由政府调整价格引致的CPI正增长应当不归入“通货膨胀”范畴。
由此可见，不能仅看CPI增长率走势就判定是否发生了通货膨胀。要真正掌握CPI变动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还需仔细分析这些数据指标发生变化的成因、机理和效应，探究CPI变化的内在机制。
问：什么样的物价上涨才具有通货膨胀风险？
王国刚：单纯认为只要物价发生了变动，就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CPI上行有5种情形：价格向价值回归过程中的物价上行；资源货币化过程中的物价上行；由商品供不应求引致的物价上行；由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引致的国内物价上行；由货币发行过多引致的物价上行。这5种情形中只有第五种属于“通胀”，而其他四种都不属于“通胀”范畴。因此物价上升、CPI上行并非都是货币政策放松的结果。
有人认为，由于2009年我国新增贷款达到9.6万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分别高达27.68%和32.35%，这为通货膨胀准备了条件，由此推论今年的物价上行是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致的，属于通货膨胀范畴。这些认识都过于简单，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9.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有相当大一部分并没有落到实体经济部门从而发挥作用。2009年企业定期存款增加了28135.04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定期存款增加了20930.22亿元，二者达到了2009年新增贷款的50%以上。这些定期存款并没有在2009年发挥实质性作用。这正好解释了2009年GDP增长率只达到了9.1%、CPI增长率只有-0.7%等现象。
问：当前应怎样管理好通胀预期？
王国刚：要有效落实管理通胀预期，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的价格走势。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产品、资源类产品（包括矿产品、水、电和燃气等）的价格上行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在于抑制这些产品价格上涨（从而抑制由此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而在于熨平这种价格上涨走势，以防价格上涨过快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今年，我国将继续调整价格长期过低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其中包括水、电、燃气和交通等价格，调整的总趋势是价格上行。这将促使CPI增长率的上行。另一方面，年初南方多省区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北方大面积发生转暖时间推迟；5月份以后，20多个省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泥石流等，给农业正常生产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挑战。如果不能在随后的时间内克服这些自然灾害的负面影响，那么，今年的粮食、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的供给都可能发生一定程度及一定范围内的供不应求，从而导致价格上行。在此背景下，CPI增长率上行有可能超过3%。但这不是通货膨胀，不可能通过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予以预防和消解。
其次，要正确的选择对策。面对通胀，应当选择从紧的货币政策。但如果不是通胀，只是农产品、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调整所引致的CPI增长率上行，就不能简单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通胀预期”就是要正确分析CPI上行的成因，不要贸然改变货币政策取向，给经济运行和金融活动带来负面导向。
第三，要正确认识CPI上涨的含义。我们不能套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CPI上涨幅度控制指标来对应我国的CPI变化，不认真探究成因，就可能造成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