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曾发生赵作海案的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又出现一起公安机关错抓、一审法院错判的案件。3年前，村民张振风因涉嫌入室抢劫、强奸被警方逮捕。2008年底，张振风被判处死缓。2010年8月，该案真凶被擒，张振风等五人获释。有知情人称，精液DNA鉴定早已排除张振风的嫌疑，但结论被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于鹏飞等隐匿，以至于错案发生铸成冤狱。
　　既然是强奸案，DNA鉴定当然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刑警副大队长为何要隐匿DNA鉴定证据呢？最大的可能是源于破案的压力。我们看到：从4月26日至5月28日，在柘城县境内的4个乡镇连续发生轮奸、抢劫系列大案12起，这给柘城警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命案必破”，提高破案率，是警方重要考核指标。在此背景之下，刑警副大队长隐匿证据，以便案件尽快“侦破”，并不奇怪。
　　就算警察藏匿证据，此案还是漏洞百出。不仅有四人相继翻供，其中郭新魁还始终没有认罪；不仅案发时间地点不清，五人的供述还相互矛盾；不仅没有作案工具，也没有现场辨认笔录……遗憾的是，即便证据不足，张振风等人还是被商丘中院一审定罪。
　　赵作海案、张振风案漏洞如此明显，最后却都发生了。相比于“警察藏匿证据”，法院司法不公无疑更加可怕。看来，要减少错案的发生，独立审判、公正司法仍是司法部门的永恒课题。
　　商丘市政法委书记向赵作海道歉时说，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此案件大白后，柘城政法委却致电律师约法三章：一是出来后不能上访，二是不能接受媒体采访，三是不能提出国家赔偿。与赵作海案一样，张振风案同样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问题是，以这样的态度与思维，如何来“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呢？
　　张振风案发生后，商丘市委主要领导要求，一查到底，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追究责任当然也是必须的。但要解决“颇具中国特色”的错案累发，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健康的司法体制，保证司法独立，以减少防止错案。否则，只会佘祥林之后有赵作海，赵作海之后有张振风，冤假错案层出不穷。